论《百道判》的文学特色论文

　　摘要 《百道判》不仅是白居易思想的著作，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学著作。虽然是公文性质的文章，其文学价值也不可忽视，有着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色。

　　关键词：白居易 百道判 文学性

　　白居易是唐代著述丰厚的著名诗人，其诗歌作品从问世起，就受到历代人的追捧和研究。然而白居易也有着40多年的为官历程，其文集中，除诗歌等文学作品外，围绕着科举仕途的文章数量亦不容忽视，可惜关注度始终不够。这些文章以《策林》和《百道判》最为完整和系统，但目前对其研究的专著不多。

　　就《百道判》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官员所作的判词。真正的判词，是官府决狱断案时候书写的。《百道判》是白居易在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之前的个人习作，为应对考试，自问自答的一些判词。他之所以重视“判”，是由于唐代科举制度规定，中进士后的士子不能立即授官，必须通过“省试”即吏部考试。而“判”又是这项考试中最重要的环节，据杜佑《通典·选举》中写道：“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不拘限而授职。[1]”由此可知，试判是必考而且很重要的一项。更为关键的是，此项考核的关键点在于“词美”，文笔的优长才是录取的标准。想来也是，只有对事实分析得当才能下笔有章，在短时间内的布局谋篇才能有条不紊，文词才能“美”。

　　而且判决案件是可以学习的，是非善恶易于分辨，但是文采乃是日积月累的工夫。

　　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六十六卷、六十七卷的收录，判词共101篇。朱金城认为《百道判》写作于贞元十八年长安，就是白居易备考的期间。另据《通志》记载卷十七《艺文略》第八:“百道判一卷，骆宾王撰;又一卷，唐郑宽撰;又一卷，白乐天撰;又一卷，唐崔锐撰。”[2]同名之作，虽然只有存目，足可见“试判”在唐代科举中的重要性，但唯有白氏之作名扬天下，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远近’、‘求玄珠’、‘斩白蛇’等赋，洎‘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连白居易也感叹道：“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3]”《百道判》的影响力和艺术魅力可见一斑。笔者认为，这些文章读来属对工整、意蕴流畅、典密而切，在官方法律文书的范式下依然充满着文学的光辉。

　　笔者认为《百道判》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格式

　　《百道判》中的篇目由题目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即“判题”和“判词”。题目偏长，一般以“得”字开头，大约20字左右。其中人名以“甲乙丙丁”或者随意选一名字代替。题目中已经将案情陈述一番，如“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归无所从”，前半部分是陈述案情，之后点出矛盾所在，一般是当事人的申诉“某某云/诉云”，有的是第三方的评论“或责/或非之”，还有的既有当事人的话语，也有司法部门的意见。总之是在叙述事实的基础上，用当事人或者正反两方人的话语亮出矛盾所在，但作者不置可否，显示出法律文书的严谨与客观。

　　正文部分是四言到八言的对仗句式，篇目字数不等，在80~150之间。与真正案判的不同在于，它的情节是虚拟的，没有细节可寻，也没有按律量刑的部分，主要是阐发作者对此事件的看法，当然也是基于当时的法律条款。

　　(二)写作特色

　　付兴林在论述《百道判》艺术成就的时候，总结道：“体制精巧、穷极变化;情理相兼、条分缕析;按经据典、博奥典雅;抑扬起伏、委婉达意;对仗精工、比喻贴切。”[4]这样的评价已是非常全面，但经笔者研读，认为还可做一补充。

　　笔者认为，每一篇“判文”都可看作夹叙夹议的小议论文，论点、论据、论证完备并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