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职业新闻人：身份危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撼动了科层制的专业传媒机构，而且极大地危及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在人人都拥有信息传播渠道的电子媒介时代，普通公众可以自由地出入新闻传播领域，扮演传者、受众，甚至传受双方兼备的角色，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欠缺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仅仅是一些业余爱好者或偶然介入者。但是，新媒体技术却为他们逾越单纯的受众身份，变身传者准备了基本条件：首先，数码相机、摄像机、录音笔、功能齐备的手机(特别是3G手机)、电脑终端等技术设备的普及使普通公众拥有了采制新闻的基本工具，这些设备不仅操作越来越简单，而且便携性能不断提高。利用它们，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将身边发生的“新闻”拍摄、录制、记录下来，并经过剪辑、处理等环节制作出“专业级”或者“准专业级”的新闻产品。其次，在电子媒介语境下，一种新型的传播交流结构正在形成：单向性的传播方式逐渐被取消，代之以一种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传播交流结构。具体来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信息接近权，更是信息发布权。这种权力曾经是专业传媒机构和职业新闻人的专属权力，而如今，权力的主体不断扩大，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公众。在庞大的网络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随意地浏览、下载信息，还可以在特定区域上传文本、音频、视频，留下自己的痕迹，比如在专业新闻网站的新闻后面可以跟帖，在论坛、BBS、博客、播客、公民新闻网站等区域可以发布原始新闻帖，抑或作为“二传手”转载他人发布的信息。而且，这种跟帖、发帖、转载即时、快速，并可以随着事件变化不断更新。

　　以传者为中心的交流结构在网络等新媒体的时空范畴当中失效了，传统传受关系中的时间序列性、中心一边缘扩散模式及分离机制被颠覆。这一方面扩大了新闻生产的主体范围，但另一方面也瓦解了职业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身份。在以播放型媒体为技术表征的第一媒介时代“传”总是先于“受”而发生，反馈是末位环节;“传者”通常是作为少数的中心，发散性地抵达分散、广袤的“受众”“传者”与“受者”之间存在着明晰的界限，各自具有独立的身份，这有利于新闻主体权威性的树立、“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及“主流信息”的传播、认知和接受。而以网络等新媒体为技术表征的第二媒介时代，传、受、反馈的时间秩序被打破，三者可以同时发生、交替、叠加，甚至反向运行;传受身份融合，中心失却，信息传播的方向性被削减“主流信息”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流之中，难以形成“信息强势”，难以对广大的公众施以影响，难以形成“主流意见”。传受主体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传统意义上作为“把关者”的职业新闻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他们的专业身份可以被普通的新媒体使用者随意攫取、盗用。公众不仅可以自由采制新闻，还可以及时地将这些新闻加以传播，且这种传播不再局限于亲近的个人或群体，而可以轻松地通过电脑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传输到相应的网站、论坛、BBS、博客、播客或传递给特定的人群，普通公众生产的新闻有时甚至可以左右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比如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70码”事件等等，都是网民在网络社区、论坛首先发布新消息，继而被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关注的。

　　3.新闻价值：泛化危机

　　非职业机构和个人涉足新闻行业挑战的不仅是传统的新闻生产程式和惯例，还有既存的新闻理念本身。这直接体现在关于“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判断重新成为问题上。首先，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一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再次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新媒体语境下，舒德森所论及保障新闻领域客观性的两种社会控制机制都变得更加困难，其一是通过高级教育和职业培训，用科学知识和客观态度，使受教育者放下个人的喜好和情绪。如果说传统的新闻从业人员勉强可以纳入这种控制机制的范畴，通过大学、职业教育等系统学习，他们可能形成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将一种客观性的判断和选择标准贯穿于自己的工作过程，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等。那么在人人都拥有“信息权”的当下，通过论坛、BBS、博客、播客、微博、手机短信发布新闻的主体更多是未曾接受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个人的理解采集、制作、发布新闻，甚至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置于信息话语之中，这就无法保障一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新闻价值标准。其二是通过与公众绝缘来形成一种摆脱市场和大众意愿束缚的业内客观性，舒德森认为科技语言、行话术语等便属于这样一种绝缘机制。但是，新闻业自始至终都无法与大众绝缘，并且在参与性、互动性极强的新媒体传播语境中，新闻与大众的联系不是疏离了，而是拉近了。大众不仅能够通过市场间接影响新闻，而且可以通过参与新闻生产直接影响它，将其引向更加个体化、极端化的方向。这意味要想建立一种自主的新闻专业团体内部的客观性机制和话语体系变得愈加困难。或者可以说，新闻生产正在朝向远离客观性的方向行进，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