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发轫之初也具备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共同特征，即学习和模仿西方。众所周知，虽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史学繁盛，但具有学科观念的文学史述却最早由欧洲人完成，而后日本学者川种郎撰写了中国历朝文学史，1904年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林传甲因课程教学需要，模仿和参考日本人的文学史，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才有了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体制的大学在中国兴起。由于大学多有文学史课程，故而古代文学史的著作也开始增多，出现了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1933年有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41年、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日本传入，伴随着西方文学、美学和文学史著述翻译而来，自然多承袭了西方视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学史写作中体例不规范统一、论述不客观等问题，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文学史书写很多处于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下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一困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撰中有所表现。如果把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历史的演绎发展，那么“文学史”的观念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 庄子·天下》从王官之学论至“道为天下裂”的战国学术，《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至汉的文学典籍，《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纵谈文体演变与文学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传、儒林传、艺文志、文学家列传等，无不是有关文学史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受19 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概念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缺失。

　　建国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一度实行苏联化，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完全被苏联化，文学史以阶级论和人民性为主要基调，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1955 年级学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后，我国文艺事业迅速发展，但文学史著述依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模式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献资料挖掘不够，无法表现中国文化、文学的真正内涵。“西方化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几个主要特点，基本符合事实。

　　第一，文体分类过于西方化、概括化，忽视中国传统文体特征。当代主流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采取的体例是以时间为纵线叙述，以文体为横线阐述，但文学分体始终“用西方人的纯文学观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体分类法来观照、衡量中国文学，总是以四体来架构、编排中国文学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国传统文体。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学分类方法，曹丕《典论·论文》里分成四科八类、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萧统编纂《文选》以类相从、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体论二十篇、再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代有不绝。虽然某些分类有碎杂之弊，但都体现了中国文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本质。比如“文”类，现在的文学史多偏重散文，轻视骈文，而即使是论述散文，也总以概念化的观念进行阐述，没有对散文的具体类别作出特别分析，这是用西方文学视角勾勒出的中国文学，总给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学叙述过于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和体系构建，忽视文学的背景介绍和重点透视。与上世纪初期文学史写作相比，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史在体例和理论框架上都已相当成熟。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演绎，文学史能提供学生关于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对文学是什么给予了回答。但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电视、电脑网络的兴盛，给知识传播和接受带来了巨大变革。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知识和理论范畴可以通过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各种文史常识和文学介绍在网络上俯拾皆是。这就给当今文学史课程和教学带来新的课题，即文学史不仅应告诉学生文学是什么，文学怎么发展，更要作重点透视，回答学生文学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以及怎样掌握文学。换句话说，学习文学史是学习方法，不必求其全备，而以精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