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的关切和政治功利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之学形成，是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诸子之学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其实正是儒学。儒学既是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因为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其实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是因为儒学本来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发现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非常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比较，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是文化枝叶，因为儒家文化是从三代文明孕育出来的;但是，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经的思想是儒家建构起来的。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儒家的学术体系中，经学主要表达儒家对三代文明体系与思想传统的继承，子学则主要表达儒家因社会政治关切而追求思想创新。但是，儒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整体，必须要在学术上将经学和子学统一起来，在思想上将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统一起来，在政治上将三代先王的天下之治与春秋战国士人的天下之道结合起来。因此，儒学在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传统意识和现实关怀的问题，故而面临如何将经典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