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对文化传统的继承

　　【导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但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那就是传记之学。他们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在《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发展变化，对六艺与诸子的整合、诸子转化为传记、传记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讨儒家的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以下为原作的第一部分：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时代，三代时期形成的思想学术对后来的中华文化演变、发展均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皇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皇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

　　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西周时期官师合一，不同职官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同职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就形成了不同学术主张的诸子之学。

　　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诸子学来源西周王官之学提出怀疑。特别是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由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和九流皆出王官说，进一步上溯到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士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形成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的不同学派。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新者已兴而旧者未涪，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

　　胡适的观点影响很大，成为近代以来有关先秦诸子起源的一个代表性的学术主张。

　　其实，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各家著述后，提出这些学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但是，《汉书艺文志》在论述诸子可能出于王官的同时，也同时提出诸子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可见，《汉书艺文志》也并没有将诸子学的起源完全归结为王官之学，诸子学的起源确实还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现实社会问题相关。也就是说，王官之学只是为诸子学提供了学术文化资源，但是诸子学所欲解决的问题还是来自现实的社会政治。

　　所以说，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不是凭空而起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精英化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均集中和体现为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就是这些王官之学及其思想文化的掌握者。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