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受到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之论述的影响，许多人自然而然地会将先验辩护同必然性、不可错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AlbertCasullo区分了两种不可错性，一种是笛卡尔式的，一种是皮尔士式的。“认知者S依据来源A获得的、关于命题P的信念所得到的辩护具有‘强版本笛卡尔式的不可错性’，当且仅当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来源A的辩护，并且逻辑上不可能出现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来源A的辩护但是P为假。

　　认知者S依据来源A获得的、关于命题P的信念所得到的辩护具有‘弱版本笛卡尔式的不可错性’，当且仅当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来源A的辩护，并且事实上P不为假。”而“认知者S依据来源A获得的、关于命题P的信念所得到的辩护具有‘强版本皮尔士式的不可错性’，当且仅当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来源A的辩护，并且它不可能被任何证据所驳倒。认知者S依据来源A获得的、关于命题P的信念所得到的辩护具有‘弱版本皮尔士式的不可错性’，当且仅当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来源A的辩护，并且它不可能被任何经验证据所驳倒。”

　　然而，上面提及的、刻画先验辩护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倾向是存在问题的。首先，以否定性的方式来定义先验辩护是空洞的，它没有给我们理解先验辩护的内涵提供有效信息。某些人能够借助记忆或者反思为持有特定的信念提供认知辩护，而记忆或反思都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觉信念所获得的辩护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认知者S关于命题P的信念并不是来源于(严格意义上的)经验辩护，并且因为P是一个必然命题，所以S关于命题P的信念获得了先验辩护。但是这里面临着一个反例：某个认知者关于必然命题P的信念可能是源自一厢情愿的瞎猜或者臆断，这样我们就根本不会认为他的信念获得任何辩护。

　　2.先验辩护的特殊之处

　　按照邦久的理解，先验辩护在知识论中不可或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存在一些先验真理;其次，有一些知识超出了直接经验的范围;再次，推理过程本身依赖于先验辩护。为了避免在认知辩护的过程中陷入一种恶的循环，认知者必须将某种直接的洞见作为起点。而邦久认为，先验知识不依赖于知觉、反思、记忆、举证，也不依赖于传心术或千里眼之类的超能力。“先验知识和先验辩护都仅仅依赖于人类理性自身，或者仅仅依赖于对有待考察的命题的理解。”

　　然而，在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并不容易。理解一个命题的意义并不必然保证确定其真值，比如，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某个涉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命题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关于其真值却是悬而未决的。因此，如果人们按照来源对先验辩护进行刻画，那么一个信念的内容所具有的、一般性模态地位对于认知者将是中立的。

　　普兰廷加(AlvinPlantinga)曾指出，“那些基本的先验信念是认知者能够确信的真信念”。但是这种看法对于那些能够通过先验方式确定其具体模态地位的信念而言显得过于严格。邦久也认为，一个命题被看作先验为真意味着：首先，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相当于确定其真值;其次，我们不可能发现反例。在他看来，理性的直觉是一种直接的、非推论式的把握或理解能力，它能够“洞察”某个具体命题的真值。但是，这种直觉主义是有毛病的。只要某个认知者发现其他具有类似直觉能力的人对内容相反的命题拥有正面的命题态度，或者他自己后来发现了反例，那么许多通过直觉得到辩护的信念可能就会被驳倒。独立于经验而获得认知辩护仅仅意味着经验来源没有提供那些通过非经验来源所提供的认知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证据不能够驳倒对某个信念的非经验辩护。

　　因此，如果我们把先验辩护理解成某些非经验的、认知辩护的来源，那么戈德曼的可靠性标准将对先验辩护与经验辩护同样适用，毕竟这两种辩护来源都必须在趋真性上是可靠的。但是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如果理性直觉的可靠性是通过经验来进行确认的，那么直觉将可以被视作一种独立于经验的辩护来源。因为只要通过了经验的确认，仅仅依靠直觉就能够提供对于那些不涉及经验内容、或者超越于直接经验的命题的认知辩护。所以在此意义上，邦久认为先验辩护自身不需要元辩护，它是基础性的、不可还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