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都认为知识的先验要素仅仅是来源于我们的认知机制所具有的某些特点;而涉及到感觉器官所提供的信念的那些知识就是经验的。但是这样一种刻画方式在考察先验辩护与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关系的时候就显得不够精细。因此，戈德曼进一步将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区分为三种类型：

　　1.科学自然主义：“知识论的陈述属于科学陈述的一部分，知识论研究的恰当方法就是科学的经验方法。”这就是所谓“蒯因的替代论题”，他不再讨论认知辩护，而是研究认知作为某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所涉及的输入-输出关系。但是，戈德曼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经验科学分支都不足以胜任刻画知识(辩护)标准的规范性工作。

　　2.经验性的自然主义：“一切认知辩护都来自于经验方法。知识论的任务就是进一步阐述并辩护这些方法。”但是众所周知，并非全部信念辩护方式都是经验性的，存在一些像记忆、反思或举证之类的、非经验的辩护手段。因此，戈德曼建议我们采取下面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立场。

　　3.温和自然主义：“(1)一切认知辩护都是产生或持有某些信念所涉及的那些心理过程具有的功能;(2)知识论研究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恰当帮助，特别是关于心灵的科学。”

　　戈德曼认为，即便过去人们一般将先验辩护看作非经验的，并且与必然性、抽象对象、不可错性、确定性等概念缠绕在一起，但是事实不是必然如此。比如，许多通过先验方式得到辩护的信念可能会被新的证据所推翻，而不同的认知者对于同一信念可能产生不同的先验直觉。

　　因此，戈德曼认为如果先验辩护是被看作某种辩护类型而非同经验探究完全对立的事物，那么先验辩护就有可能与某种特定形式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并行不悖。具体而言，他认为有一些信念形成过程并不涉及到人类外部感觉器官的运作，它们为相关信念提供了先验辩护。在直觉和外部感官的知觉活动之间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类比，即将直觉看作“内感官”。但是，一个信念是通过理性直觉形成或得到辩护并不意味着它的模态地位(一般性的与具体的)就是确定的。这些推理过程是人类基本认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人类数学认知、逻辑推理能力的基础。

　　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人类具有的某种特殊洞见能够为信念提供了先验辩护。但是人们对于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传统印象是将其视作某种特殊的经验论和对先验性的拒斥。戈德曼建议我们将先验辩护看作某种用于评价目标信念之认知地位的来源。

　　这样的理解方式具有下述优点：首先，获得先验辩护的信念可以事实上为假，因此它和可误论并行不悖;其次，我们不需要考虑在JTB框架之外的其它认知辩护的相关要素，而只需集中考察辩护的不同类型;再次，先验与经验的划分是针对认知辩护的类型，而不是作为信念内容的命题类型。所以戈德曼认为先验辩护能够与经验辩护互为补充。

　　邦久对戈德曼提出批评，他认为一个信念得到辩护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认知者能够为这一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提供元辩护。换言之，他必须有理由相信这一信念形成过程是可靠的。但是戈德曼并不认为可靠论者需要这样做，因为多数普通认知者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提供如此复杂的、哲学性的元辩护。Rey也指出，“邦久错误地认为一个有效的推理必须是在完全自觉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一个数学家可能知道命题P但是却没有“她关于P的信念是得到辩护的”这样的二阶信念。同时，“(内在主义者提出的)这种关于元辩护的要求对于先验辩护也是同样适用的”。另外，内在主义者认为对于可靠性的外在主义说明只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但是戈德曼指出，由于可靠论并不等同于不可错论，它只是作为衡量某些认知机制能够引起高比例的真信念的一个指标，因此可靠论和先验辩护都有可能会出现错误。戈德曼区分了信念形成的过程和方法，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属于认知者的基本认知结构，但是信念形成方法却不是，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所以，只有基本的心智功能可以为某些信念提供先验辩护，而自然主义者对于先验辩护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否真的存在某些心理机制能够为信念提供先验辩护?其次，如果的确存在这样的心理机制，它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两个问题显然都必须借助经验研究才能够很好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