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故事，走的时候，内心的故事已经大大改变了，可能从一个消极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改变他，是他重新提取了他的生活事件，把故事改变。

　　问：也就是说，心理医生力图通过改变每一位当事人的故事结构，使他们摆脱痛苦？

　　答：不，当事人应不应当摆脱痛苦，应不应当改变，都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没法假定，一个孩子不去上学了，他上学就好，夫妻闹着要离婚，他们一定要和好才好。

　　在我们内心，是没有这种导向的。我们不应该决定当事人应当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知道，每一个个体，他该怎么生活。

　　我们既不能用主流文化去帮助他，也不能用普遍性经验去解读他，还不能有任何心理学的技术流露出来，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成熟的心理治疗师。

　　问：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不急于帮助当事人摆脱痛苦？

　　答：现在的心理治疗，就是在当事人内心找到资源，资源是指在他内心谁能帮助他。

　　如果他一个资源都没有，宁肯让他呆在那个问题里，不急于把他弄出来，因为弄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比如道德焦虑给人带来的痛苦要比一个强迫症状带来的痛苦大，更比一个单纯的躯体痛苦大。

　　那么率先去治疗他的心理症或躯体痛苦，给他吃药，他症状轻了，身体不疼了，这个时候，被掩藏的道德或伦理焦虑凸现出来，也许他可能自杀。

　　所以当我找不到当事人内心可用资源的时候，我宁肯陪着他，保留这个状态，直到我在他内心找到了可以帮助他的东西，我才可以往前推进。

　　这就是以我的当事人为中心，我要保护他，我要让他获益，但是我绝不能冒进。

　　有时候，得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很多得了抑郁的人会说，我抑郁了，很难受，但是突然发现大家都很关心我，最初我以为大家都不理我。

　　我们就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病好了，仍然保持住大家对你的关心？

　　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奇地去问。

　　当事人就会想，对呀，怎么去维持呢？他可能就要考虑主动地去维持关系了。

　　因为一个人，人际关系不好，往往是自己在拒绝，而不是别人在拒绝。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会通过提问，让他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当他找不到资源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完全可以装病嘛，让自己的抑郁不要好得太全，保留一点，让你继续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一种优势，这叫示弱。

　　讲道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告诉他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要他自己领悟。

　　心理咨询的境界

　　问：你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已经17年了，对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有什么认识？

　　答：其实是这样的，完全按照东方文化，中国人心理学的问题是比较少的。

　　心理学的问题来源于泊来物。西方文化以逻辑著称，而东方文化则喜欢用机缘、巧合、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不太讲求逻辑。

　　所以在西方文化下，习惯于把事件分成两极，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非健康的。

　　也就是说，在西方文化里面，把一切都定得死死的，抑郁症就是抑郁症、强迫症就是强迫症、焦虑症就是焦虑症。

　　正如神秀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的境界，西方心理学就是神秀嘛，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障碍，是要处理的。

　　在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导向下，我们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心理学本身的东西会激发人以为有心理学的障碍。

　　也可以说，当这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到中国后，其实是使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混乱。

　　当然它一方面帮助中国人意识到心理学，但是它不适合中国这样的文化下培养的人种。

　　比如过去，老百姓说我心情不好，我睡不好觉，难过，因为我先生对我不好，现在可能都会归结在心理学上的抑郁或者人际障碍，或者是人格问题。

　　这是人心在无意识地求证。也就是说，当我们学到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内心去寻找，把那样的感受归成抑郁症，而过去，我们不把它归成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