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渔父》这首诗里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人们总是能够快活地生活，总是能够使情况有利于自己，不管它是如何之险恶。人们以这一生活方向为骄傲，自娱地歌唱这种生活，并且嘲笑我们的诗人。屈原则平静地申述他的志意，而且不应忽略的是他又是以发问的方式:“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诗人这样声言，也这样行动，没有任何犹疑，也没有从俗者们的任何理解，而是在他们的嘲笑声中。于是他使自己沉入汨罗江。这是何年发生的，这直至今日没有人能够精确说出。当时的一种记载是不存在的。这足够引人注目，尤其是鉴于当时编年史的高度发展。关于他离世的日期，那也许应当是在阴历五月初五。之所以说“也许应当”，是因为这是从纪念他的节日加以附会而已，或者说推测。在中国这位诗人是唯一以这种方式得到纪念的精神人物，他不曾被任何王朝官定为帝王师，加以神化。但是他的死一直还是一个谜，其意义依然需要探索。即使现有的无数解释也还没有走得那么深。没有得到注意的一点是，在屈原的死上他也是一个哲学的发问者。他的死是他发问的一个结果，更好地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次性的结果。没有得到注意的还有，他的生和死都须按照道这个概念来理解。即使是他的纯净同他时代污浊之间的对立在他那里可以说也是从本体角度来想的，因为他的皓皓清白指向纯清的泰初之气。大道之纯清须通过他的死来保存和展现。屈原认为大道已隐，因之他的死是必需的。但是他的死是向大道之清所采取的自由决定，因此是一种高举，是一种自我超越。这点我们作为障蔽于世尘的人也许将永远不会理解。屈原在《怀沙》里写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屈原一生都在寻找知心者，对话者，但他内心其实是有“类”的。这个“类”的蕴含是指向人类美的灵魂，善的灵魂。[4]屈原由于遵行他的心志而和两代楚王及那些党人发生巨大分歧与冲突，遭到他们排斥、阴陷，被罢黜并处以流放，在他离世后有的识时务者则对他精心进行曲解，进行诋毁，甚至无端侮辱。于是现在的问题是，屈原是属于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