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龙须得遭受不幸与危险，以便正义不致丧失。亢龙之如此，恰恰也使它和那些时俗之人相区别。而这一区别也会意味着它的死。屈原的死对于他的时代和对于历史会具有沉重含义。这里存在一种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也变成了现实。屈原在他的时代及其后都是一位伟大诗人，作为诗人他曾严肃思考过死亡，将之作为一个大题目予以探讨。几乎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和这一问题相关，特别是和他自己的死相关。死亡的意义是需要探求和规定的。即使是在这个方面屈原也高伟而独特。按照你的意志行动这一原则他既是通过他的生，又是通过他的死而加以恪守，并且是以清醒的意识与自我决断。屈原的诗与思关乎生死之道，引导生死。这显然意味着确认有生死之道须得加以理解，而他的死同样也属于他所行走的道路。这也许正是我们特别难以理解的那样一点。正因为如此，在理解死亡上昔日思想家们曾做了许多尝试，但却没有那么大成效。即以一点就需要加以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样高看生，而却如此深恶死，不敬重死?我们真的须问我们传统内对死的思考是否不那么充分?甚至孔夫子也留有一个说法，说不知生，焉知死。其实他的回答也应当反过来说说:不知死，焉知生。庄子扩展了对死的理解。对于他，死和生均属自然，死和生具有同一性;在他那里生未必就是乐，而死未必就是悲。他的思想有一种自然主义特色，不那么直接触及社会伦理与道德，首先不如屈原那样亲身直接地介入决定时代走向的巨大冲突。

　　死在屈原那里具有多重意义，正如已然指出的，它们首先是为他自己寻求的和赋予的。他不仅是在理论上进行思索，而再次又是亲身在场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诗人，思想者，又是殉道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完全少见的现象，理解这一现象对我们一直会是困难的事。这里我们只能把注意力限于一点:这位诗人如何把自己的死看作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在他意味着什么。这一必然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因之也不是这一意义上的一种自然事件。那是他的时代所处的一种社会和历史窘境。屈原在《卜居》里描述那个时代用了这样的说法:“世污浊而不清”，在那里蝉翼为重而千钧为轻，在那里黄钟被毁弃而瓦釜雷鸣。重的变成了轻，无意义的变为有重大意义的;神圣的被亵渎，而卑劣的被神圣化。时代是非神圣和非价值，它颠倒一切，是一个疯狂颠倒的时代。屈原在《涉江》内讲到类似情形:“世溷浊”，鸾鸟凤凰已经远远飞去，而燕雀与乌鸦却在庙堂筑巢，露申和辛夷死于林野，腥臊之物排斥芳香之物。屈原接着做一总结，同时宣示他的决心:“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吾将行兮”意味着超越这个时代，也意味着行至死直。一方面这是一种不幸，另方面终究是心怀信念。这一死的必然在于时代已经完全变得不正。不正时代具有的本质性一点是排斥正直的人，疏远他们，放逐他们，毁灭他们。它自得地乐于观赏自己的牺牲物，并且践踏他们的尊严。无法和无度被视为伟岸与创世。那个时代是不识度，不适度的，人们应当适合它吗?对于屈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时俗”更成问题的了。这是他以他的生、特别是以他的死为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在《惜诵》内屈原讲到他曾听说忠直会造怨，这他以前不相信，但现在则相信是如此，适如经过多次折臂而成了医生一样。事情之得到确信不再是通过闻言，而是通过切身体验，而现在的言说方式是“知其信然”。屈原还使这一“信然”进一步达到固然。他的方法是反思和验证于历史，他的体会是“与前世而皆然”。这样一来他的经验就有了历史幅度。在这一问题上道这个概念对他再次变得重要起来，帮助他理解为什么从前世到他的时代会是那样。在他看来问题在于道不再是统一的，以致不道也在被行走，更有甚者不道还被视为正道。一种混淆与颠倒。莱辛有一首短诗，题为《伟大世界》，诗里写道:“天平可比伟大世界:/轻的东西上升，/重的东西下降。[2]“时代已经丢弃天平，时代早已同正道告别，这引起种种难以想像的冲突。这点屈原又以令人震撼的发问使之显现出来。在《离骚》内他问道:“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既然人们选取迥异的道路来走，也就难以有什么共同之处。这在屈原是完全清楚的。他也完全清楚知道他不可能改变这一点。但是他也不准备改变自己，而且他也不能够改变自己。他要忠实而正直的继续走他自己的道路。回到问题这至少对于当时的一些隐士就已不是自明的。他们宁可寄身于山水，而不是步向受难与死亡。他们只想在大自然延长他们的自然生命，并以此了生。他们不过是些从政治、从社会下车的人，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在其中寻找自己生的乐趣。其结果每每是一种犬儒主义，一种自赏的嘲讽，它使他们对现状的适应隐藏起来，因为其原则不是正当的生，因而也非正当的死，而是为活着而活着。他们的问题不在于遁隐，而在于私已，在于一种“逻辑性的私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