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

　　理解已经是诠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在汉语语境中，任何纯然的“×语语言文学研究”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谓，在这一意义上特别强烈地凸显出一种内在精神，其价值远远超越了那些学科之争。择其要者，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从“对话”到“间性”的意识

　　“对话”是“他者”的自然延续。“让他者成为他者”既是一般对话理论的基础，也正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起点。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展开的“对话”，显然不是要在不同文学之间清谈什么“可比性”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借鉴“他者”的经验，或者论说所谓的文化多元。归根结底，“比较”中的“对话”最终是要返诸己身，透过一系列对话关系重新理解被这一关系所编织的自我。其中最基本的意义，是“在他种文化的眼中，……更充分地揭示自己”，从而“相互丰富”。①这应当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整体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而言之，“比较”与“对话”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当代人文学术从不同角度所关注的“自我的他者化”(self-othering)②、“对宾格之我的发现”(Me-consciousness)③，亦即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识。意识到“我”具有主格和宾格、指称者和被指称者的双重身份，意识到“主体”只是存在于一种对话关系之中，“对话”便成为起点而不是落点，“对话”也才能超越近乎托辞的“多元”，进入到“间性”的自省。其中所包含的.自我批判，乃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断激活甚至重组人文学术的根本原因。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往往并不是停留在文学文本的比较和分析，而是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和现代性神话的全面颠覆。

　　(二)“问题”对“学科”的消解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的内在精神也会成就一定的表达形式，那么曾经作为知识表达形式的“学科”概念必然要受到“他者”、“宾格之我”和“间性”意识的深层影响。这些意识在学科制度中的渗透，注定要带来学科界限的消解和跨学科研究的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本身，就格外突出地显示出一种“学科的间性”(inter-disciplinary)，亦即“跨学科性”。“学科”之由来，其实只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活动。当曾经建构过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组。在当代人文学术的研究领域中，学科界限的消解和学科专业的“问题化”趋向，或许正是当代社会对人文学术的最根本建构。这早已不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是确凿的学术现实。作为一个最年轻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格外鲜明地反映着当代学术的“非学科化”倾向。因而大量的“普遍性论题”和“公共话语”，常常都是首先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视野，同时又不能为任何一个学科所独有，也没有哪一个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曾经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种种问题，在20世纪以来又都成为了新的问题，并且是以非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重新被提出。现代性进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对“学科化”的反思性怀疑和批判。④就此而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这一过程同步而且同构的。

　　(三)“弱势”和“边缘”的文化策略

　　沿着“他者”、“宾格之我”、“间性”及其对传统学科界限的消解，也许可以大致描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和内在精神。其中的逻辑线索集中体现了当代人文学术的基本处境，其中所蕴涵的先锋性和批判性也会再度回馈这一处境。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文学比较和文本分析的超越，一方面使它代表着一种知识方式的重构，另一方面也由此而成为弱势群体或边缘文化“改变世界”并“阅读自己的文本”⑤的直接手段。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们会发现它所导致的阅读活动注定要延伸为一种“弱势”的立场。比如对文学文本的“历时性”考察，几乎必然会质疑“共时”的文化结构;“阅读自己的文本”，几乎必然会动摇“叙事”所编织的意义和秩序。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女性主义写作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既通过叙事主体和语境的变换为“比较”提供了理论支点，又恰好借助于“弱势的性别群体”和“弱势的边缘文化”向强势文化及其“话语霸权”发出了挑战。由此而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可以被表达为弱者的文化策略。这与“他者”的呈现、“间性”的意识及其对于“学科”的消解一样，最终的根基和意义未必只限于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自身，而应当拥有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