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预设主义者反倒认为科学家的实际活动往往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科学方法论应该从实际的科学活动中汲取些什么，而是科学家的活动应该遵循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如果实际历史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甚至会轻率的主张我们整个的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

　　由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严重的偏离了科学史的实际，以其为准则势必对科学理论做出严重错误的评价，因此，这种过分理想化与简单化的模型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到20世纪60年代，它逐渐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

　　二、“历史的”方法及其不足

　　“历史的”方法是一种描述性方法，它排斥科学方法论对科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史之上，注重探讨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认为科学方法不是统一的、不变的，而是多元的、随着科学对象的不同和科学理论的更替而变化的。因而主张以对科学历史的具体描述取代规范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坚持这种方法论的学派大多数为历史主义学派中的成员。

　　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他们的哲学思想除具有强调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并强调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研究的共同外，其具体观点差别甚大，各人提出的模式也不相同，彼此争议激烈。但是他们都对科学持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

　　库恩的“范式”是其理论核心，其中的科学整体性观点是区别于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一大特点。由于库恩把“范式”的更替理解为心理上信念的更替，而不是认识的深化，这就把科学发展的客观模式歪曲成为科学家们的主观心理的演变模式，导致他提出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即不可比性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又导致了他否认科学的客观进步性，最终导致他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

　　费耶阿本德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他用“怎么都行”来表明自己的方法论。“怎么都行”不是用一种新方法来取代以往的方法，而是表明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都具有局限性。费耶阿本德继库恩之后坚持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既然竞争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样，科学不再与非科学区分，科学无法走向真理，最终导致费耶阿本德走向极端的非理想主义。

　　历史主义学派的贡献在于开辟了从分析哲学史，把科学当作活动的途径来探索方法论，从而大大拓展了方法论的视野，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同样也是片面的。它虽然看到了“历史”，强调历史的事实和材料，力图使“历史再现”。但是，在它强调科学发展过程中“历史的”东西的同时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强调科学变革与科学方法变化的实际而放弃了科学的合理性。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完全否定规范的方法论，甚至完全否认科学理论的评价具有客观的和合理的标准，宣扬非理性主义。

　　三、逻辑——历史方法及其合理性

　　由于“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各自的片面性，使得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人们无法接受一个脱离科学史和科学发展实际的理论模型，也不能接受一个否定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模型，这时需要把“逻辑重建”和“历史再现”结合起来，实现“逻辑——历史”的方法。

　　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型，开辟了“逻辑——历史”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纲领有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1)纲领的“硬核”，由基本的理论原理或定律构成，反映了纲领的本质。是“不可反驳的”或“不被证伪的”。(2)“保护带”，由许多辅助性假说构成;它的职责就是保护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和证伪而随时调整和更新。(3)“反面启发法”，是保卫硬核的反面启示规则;它指示科学家不应该做的是什么。(4)“正面启发法”，是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正面启示规则;它指示科学家应该怎样去做。

　　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最大的独创是“启发法”原则。它使得“不可反驳”的硬核得到保卫，“可反驳的”保护带得到调整，以及使得研究纲领自身得到发展和成长。在科学史上，一个新理论的产生，往往由于不够完善或解释力和预见力不够，而遇到反常，如果这个理论缺乏韧性，就容易被证伪。因此，应该允许新理论诞生后有一段“喘息时间”，可以不顾反常而依照理论的内在逻辑，独立自主的发展、补充和完善自己。“正面启发法”就是自主发展的指导方针。当新理论发展到一定时期时，便要解决面对的经验事实的反常，这时反面启发法“就发挥了作用。它禁止把反常事例的矛头指向纲领的硬核，而要求建立一些辅助性假说，以便在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可见，科学纲领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