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大诚信原则的发展之“全面适用于合同签订及履行阶段”

　　由于两个案子的审判使最大诚信原则发展到现在的全面适用阶段：

　　(一)星海号案(The Star Sea)

　　Manifest船公司与UniPolaris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后来由于船内设施起火导致了船舶全损，于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但保险人拒绝赔偿，于是被保险人于1995年对保险人提起诉讼。保险人的代理律师提起了两点抗辩，其中第二点与本文有关：依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十七条，“海上保险契约之基础，系忠诚信实，倘一方不顾绝对的忠诚信实，他方得宣告是项契约失效。”他认为，船东违反了该第十七条的最大诚信。因为当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的代理人去调查本案时，发现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船东，也就是被保险人并没有向保险人透露，他的另一条配置相同的船Kastora号就是由于同样的设施起火而造成的全损的事实。对于本案中当事人双方的请求，上议院的赫伯豪斯勋爵(LordHobhouse)(就是星海案在上议院审理的首席法官)认为：首先，最大诚信原则不限于海上保险，其是适用于其他形式的保险合同的，合同双方都必须信守的原则。其次，作为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并不应该因为合同的缔结而终止，而是应贯穿于合同缔结、履行的整个过程。再次，最大诚信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一方违反这一原则时，另一方可以溯及既往地使合同无效，但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如果因此发生需要调平双方经济利益的情势，依据的是恢复原状(restitution)的法律，而不是合同法。最后，作为前合同义务的告知义务与合同缔结后的告知义务不同：合同缔结前，被保险人有义务将所有的重要情况全部告知保险人，但如果因此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缔结之后，依然要把对方感兴趣的和可能影响对方行为的事情告知”就是不对的，对于被保险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LordHobhouse认为：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被保险人的索赔是欺诈性的，否则不能依据《海上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进行抗辩。

　　(二)大陆商人案(The“Mercandian Continent”)

　　本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船东于1988年将其货船送入Trinidadian船厂进行修理，由于船厂工作人员的过失，在维修时，该货船的发动机爆炸，致使该船就此报废，给船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于是，船东作为原告对船厂进行起诉。在1989年，船东就将此争议置于英国的管辖权之下，船厂并未提出异议，也就是说船厂同意英国的管辖。由于最后的赔付还必须有船厂的保险公司来完成，所以保险公司接管(takeover)了船厂的抗辩(defense)。由于受错误信息误导(与船厂无关，保险公司自己的过失)，认为如果不受英国管辖，而受特立尼达州的管辖的话，能够有更多的免责，于是保险公司的保险理算师建议认为，如果能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再受英国管辖，对保险公司就更有利了。同时由于保险公司于1988年7月1日收到过一封来自船厂的保证人的信件，意思是双方已经订立了管辖权协议，由特立尼达州管辖，因此，保险公司认为船东一方去英国诉讼，接受英国管辖的行为是无效的，英国法院对其没有管辖权。至此，保险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后来，经过审理，保险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同时发现1988年船厂保证人的信的内容是虚假的，而且不论受英国管辖还是受特立尼达州管辖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更优越的免责条款。于是，保险公司以船厂在保险合同签订以后提供内容虚假的信件，误述管辖地问题为由，认为船厂违反了告知义务，未尽最大诚信而拒绝赔偿。

　　据此，主审法官隆摩尔认为：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未尽告知义务或存在误述而主张宣告合同无效时，必须证明两点：其一，被保险人未告知或者误述的事实对于谨慎的保险人评估风险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其二，保险人是受此误导才承保风险(诱因性)。“重要性”要求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已明确规定：“诱因性”要求是英国上议院在1995年的泛大西洋保险有限公司诉松树顶保险公司的案件中确立的。在合同缔结后、履行中，这两项要求一样应该适用，尤其是“诱因性”要求，在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后违反最大诚信义务而主张整个合同无效时，必须举证诱因。因此，《海上保险法》第17条不仅应该如前人认为的适用于合同订立之前，在合同订立之后依旧适用。同时，隆摩尔法官认为：根据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17条，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只有在可依据对方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未尽告知义务或者存在误述而终止合同的情形出现时，才可宣告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