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究有求同和求异两个方面。求同:比如诗经中的比兴类似的诗歌手法在西方民谣中也有发现，而与日本和歌中的序词(jokotoba)更有相同之处。这样的研究旨在揭示人类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文化和学术的特点)。求异:比如在爱情主题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你会发现中国爱情诗歌的贫乏，但是中国文人之间互相酬唱，吟咏友情的诗歌又非其他国家可比。从这里可以看到各国诗歌的特点和文化背景。求异的目的，是相互阐发，找出各自的文学传统的独自性和不可替代性，因为其中的很多特点乃身在此山中，只有以“他人”的视角来看，才能察觉的。

　　在“以悲为美”方面，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里和观念中并不曾有过真正的以悲为美的时期，中国的文化有人曾形容是圆圈文化，一切都要最终归到正途，因此尽管过程可能出现悲剧的样式，但结局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终归正果，这在我们的文学里就属于美的样式。而我们看西方的悲剧，是以英雄的死来产生悲的美感，或者是人在极尽全力也未能改变命运的结局来产生悲的美感，在西方的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如在石头下的小草似的人物，他在重压下是如何费尽精力想要破土而出却终不可得的过程，这期间里充满了奋斗，充满了打击，充满了命运的戏弄，在各种矛盾的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痛苦乃至死亡从而引起人们的悲痛、同情与共鸣。

　　但是这些悲剧并不是传统美学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悲剧的定义是崇高美和优美的被毁灭。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悲剧的前提是“美好事物”(崇高美或优美)的被毁灭。这里的崇高并不只在所谓正经人身上，而是任何人，无论是好人坏人，某时某地具有的正面素质。在我国古代文学里很少能看到草根式人物在善与恶的决断时因选择了善而产生的悲剧，只有到近代才出现了一些。悲的美在于它以奋战的形式体现了人类正面的、积极的不屈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我们人类从古至今都在一以贯之地对待自然、对待未知命运的方式，我们认为它美，不如说我们以悲剧的形式在净化我们的心灵，以它的形式来重新寻回最初意义上的“人”的定位。

　　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作品很多，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会有所变化，古希腊悲剧就与莎士比亚悲剧有所差异，古希腊悲剧中强调得更多的是悲剧人物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最经典也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作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通过描写人与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出一个深刻的命题：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在压倒一切的命运的力量面前，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无法把握自己。

　　在这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中，“命运”被描写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像一个魔影，总在主人公行动之前设下陷阱，使其步入罪恶的深渊。在诗人索福克勒斯的眼里，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不可顺从的.，命运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根源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因该剧主要表现了人的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冲突，所以也被称为“命运悲剧”。中心人物俄狄浦斯王是个英雄而不是个弱者，他在邪恶的命运面前总是努力抗争，而不是消极顺从，并且毫无犯罪动机，在竭力摆脱厄运之中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无罪的。诗人通过主人公极力逃避犯罪，认真追查凶手和严厉地自我惩处，充分表现了他诚实、正直、善良、坚强的优秀品质和敢于直面严酷，勇于承担责任的刚毅精神，加强了作品人物的悲剧性。

　　这种人物与命运相抗争的主题在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也有看到，但其表现方式各有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这方面主题的呈现，他的经典之作《天龙八部》中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场面阔大、背景复杂，但是当我们超越这部小说的具体细节，从较远的地方观察它，并逐渐剔除枝叶，留下主干时，就会发现作品中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身上都有俄狄浦斯的身影。他们都在与命运的不幸作抗争，但他们无法战胜命运，最后都和俄狄浦斯一样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不可避免的方式操纵着，从而走向更深的不幸的深渊。如果我们再向后退一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则会感受到一种古希腊悲剧中所特有的恐怖与悲悯，金庸似乎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在讲述一个由命运之神造成的古老而又遥远的不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