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他把“视点”不仅仅看成是采用某一或某些人称的叙事技巧，而且还看成是表达或者转达作者思想的方式或方法，即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以何人为叙述者，或将叙述的焦点聚集在何人、何事物或何地点上都直接或间接地转达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最后，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的：阅读，从根本上说就是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发现与开掘，也就是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文学批评作为对作品的价值评判，首先要理解和阐释作品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批评首先总是对作品意义的阐释……批评作为阐释，包含着读者对作品意义的参与和创造”(朱立元296)。也就是说，(一)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在阅读中建立了一种伦理“关系”，读者对作品的取舍反映了读者的价值取向;(二)读者在批评一部文学作品时，一方面受到作品的“召唤性结构”的影响，能够发现、确定或填补作品中某些不确定性因素或意义;另一方面，读者又从自己独特的阅读需求来发掘、找寻、甚至建构或者创造意义。因此，阅读也就有了聂教授所说的n卖者对作家的道德观念及作品道德倾向的评价”和“作品的道德倾向对读者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不过.'诚如聂教授所说的“伦理学的批评纖柱.只有同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发挥用伦理学方法批评文学的优势”(聂珍钊23)。当今世界，我们所面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要处理的“关系”己经大大超出了传统伦理学所研究的范围。因此，我个人以为，伦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应赋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甚至还应与其他学科，如文学、生态学等交融、整合，以期最大限度地帮助人类认识自身，为自身存在设定较为完善的法则。因此，现在我们再提伦理学，就应该从传统的伦理学观念扩展开来，将传统伦理学主要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范围上扩大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在时间上扩大为人与过去(历史、传统)、现在(现实、时尚)以及未来(人类生存、可能性)。具体到文学的伦理学批评，还应将广义上的人类的生存道德问题，即生态伦理道德问题纳入进讨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