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符号学的困境和希望-芬兰符号学大会前后的省思

作者按语

当代人文知识发展的困境在于学术整合不易，学科职业各行其事，各自安于一偏之理，不仅不热心学际交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今日世界学术交流大多仍按传统学科划分进行。所谓跨学科对话也往往只是在某新学科领域进行定式运作，以期维持学术产品之有效生产。在此局势下，符号学作为世界上唯一最广泛的多学科聚会之领域，其战略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多年来，国际符号学学会的任务也仅限于筹办全球和地区大会，不过是同时汇聚不同学科讨论于一地，学际间的对话规模和方式仍然有限。国际符号学学会能否进一步发挥其组织跨学科对话的功能，成为我本人自去夏成为委员会成员后的关切所在。一年来我也曾多次提出“不合时宜”的建言，虽乏成效，却也积累了相应的经验。符号学学会机构的功能和方向为一事，学会成员个人的素质为另一事。在具体学术水准和机构发展潜力之间永远存在落差，不可简单地以前者衡量后者。各个学术领域中道情况均如是，为此不必过责于符号学。此外，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前途和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我的关切所在。而对于这一方面，国际符号学同行知之甚微。我们了解“两方面”，他们只了解“一方面”，彼此沟通本来就存在着技术性困难。鉴于人文科学革新之意义重大，我遂不顾现实障碍，言所当言，以期有助呈现学术局势的真相。

本文拟稿于三个月前，当时甚至考虑在赴芬前提前发表，以预先传布个人思绪之实态和困境之所在。因为当时对芬兰会议的条件和可能均已了然，临场经验不会使我在此文中的观点有所改变。但后来决定还是等回来补充修改后再发， 以便更能使论旨确 切。在向国际学者依例宣读了论文之后，却对与国内学者之对谈部分，产生了主题“失焦”之感，以至于迟迟未曾将此原拟中文部分定稿发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犹豫”？在诸多原因中主要的是，和西方学术的对话只是立场的宣表，对于效果，可以免虑。因为任何批评性言论在西方学术界都是不大可能产生什么效果的，外界明星尚且如此，何况 我辈。与中国学术界的对话，的预期值不同 。尽管在现实条件 下，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但可合理地遥想一种未来可能的效果。一个处于巨大转型期的，不仅包含着“商机”，也应包含着“学机”。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好文者众，几千年人文传统一旦与世界思想汇流，其化合物之效果，决不限于中土，甚至可广被全球。有此潜在的预期值在，难怪会往往落笔踟躇，不知该把“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今日之事，从根本上说，并非学理认知之不明，而是利益分配之艰难。不过，学术行为之利益动机和目的，却与学术方法形成之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学术方式之形成当然源于客观社会性背景，此即潮流是也。学者在潮流下迅速形成个人学术方式选择，而此方式之选择又迅速与利益动机相结合，而使此方式选择固执力益形强化。学以致利，已成天下之通势。西人视此为常态，何须你来“唱高调”！我的固执态度却也基于一种实用考虑：功利主义学术观必将妨碍学术之提升。即欲对西方同行论证：按今日化现实“游戏规则”行事，大家共同参与的符号学活动将难获实质进展。按照西人可行即是成功的，我言当然复归无效。于是还得促使其思维先上升至学层次，反省其目标和动机，乃至于方向，然后再将此伦结论联系于符号学运动的成效。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此“论证”过程本身必可显示学术机制及局势的实态。我们无法改变学术现实，但我们可以提供关于此现实的正确认知。现在我把这一个时期的片段思绪陈列于此，以供中国读者参阅。(2005年9月下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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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部分：(A) 相关英文论文的目录；(B)正文：符号学全球化 和中国人文 学术。其实B 部分独立成篇，A部分所指引的英文论文，反可视作相关“参考”。

(A) 本人芬兰会议论文简介

论文题辞

“符号学对象域的战略性转移： 从客观世界到学术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