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一个依旧存在着形而上学残余的时代，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不过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学科知识基础上，“即教育学是一种综合性理论，它依赖于其他学科知识，获得教育理论的重要途径是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演绎，同时，教育理论的证明也将很大程度上诉之于这些学科知识。那么，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随着各个带着科学标识的社会科学学科的逐渐成熟，教育学也在汲取这些学科所提供的丰富养料的同时，被迅速纳人到一个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迹。这一发展进程表现为教育学学科的两个基本演进轨迹：

　　一是教育学学科的分化，一个“大教育学”的眉目日渐清晰，惠承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资源，目前各个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相继形成，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人类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学和教育法学等等；

　　二是教育学的程式化、科学化、技术化与效率化，由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始，到克伯屈的问题教学程序、斯金纳的教学机狰、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等等，心理学、管理学乃至工程学在教与学过程的理论建构中无处不留下其斑斑痕迹。

　　毫无疑问，对于教育学学科而言，这一时期也是它发展的巅峰时期，它的繁荣便得益于在一个崇尚科学理性和实证科学时代，人们对不同学科所关于自然和社会是一个秩序化存在，人是理性实体先验前提的高度认同，而由各个学科所产出的大量知识，则成就了教育学学科理论、规范和方法的科学化建构。

　　然而，在经过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等人文主义取向、带有各种理论标识的批判取向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取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当秩序、理性、决定论、必然性、客观性、内在一致性和确定性等前提本身就成为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当一向自奉为严谨、规范和成熟的范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大厦再也不是那么基础牢靠和坚固；当人类知识在整体上完全处于四分五裂、即使同一学科内部分歧远胜于整合时，以其他学科知识为学科建构逻辑起点的教育学学科，意欲何往？又能何为？这到底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无奈，还是教育学的无奈？

　　这大概就是当代教育学的迷惘和迷惘的教育学根本缘由所在。因此，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大共同体而言，似乎没有必要相互间动辄以学科“成熟”之程度与地位之髙低而厚此薄彼，也实无必要刻意于彼此间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应当虚下心来，展开彼此间平等的对话。诚如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谈及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关系时说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关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了，因为有了共同关心的问题，社会科学出现“哲学化”趋势，哲学则出现“社会科学化”倾向。这种互动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它推动了各自的发展。因此，时刻保持彼此间的对话和交流“可能更有价值和更重要”。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信念伦理与教育学的责任伦理

　　教育学是一门以其他学科知识为基础的学科，以其他知识为学科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似乎证明了它自身的不完全独立性。但是，仅此似乎并不能证明人们的一个惯常认识，教育学是无知识旨趣、无学术品位的学科。教育学固然要依赖于其他学科知识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但是，这种依赖并非是对其他知识和理论框架的复制和套用，它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在于理论自身的实践取向。布雷岑卡认为，从认识论的标准和规范角度，存在三种教育学理论:科学的教育理论、规范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教育理论。在此，他试图为教育学的知识旨趣辩护。

　　但在关于三种理论间的关系上，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在科学教育理论和哲学教育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知识，被实践教育理论应用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活动的特定方面。其实，承认教育学的实践取向并不是影响它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恰恰相反，正因为教育学的实践取向，它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间的学科界限才得以凸显出来。

　　正是这种实践取向，决定了教育学学科不仅要关注教育领域中众多事实问题，即它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和寻找到问题产生的因果链条，而且还必须涉入和过问价值领域，因为即使最抽象的教育学理论，也难免带有终极性的目的，即指向有自己主观意志的“人'因此，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可谓兼顾了科学与规范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