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虽然内部也存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价值与事实、理性与非理性、结构与建构之辩，但这也不过是边缘对主流流派的抗争，这种源自学科内部持续紧张一般不会在根本上动摇它作为一个共同纲领的“硬核”，如经济学的“个体行动理性”先验前提。而人文学科往往只关注价值和意义领域，如文学艺术是关涉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的学科，它一般不必遵从科学的规范。

　　因为存在这种实践取向，教育学永远无法将价值与事实完全剥离开来，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它不仅要应对价值与事实、目的和手段、集体取向和个体取向等等诸多二律背反的困惑，而且，因为指向实践，它又必须肩负外在的道义和责任，特别是还不得不接受外在各种社会因素，如包括意识形态、权力、纳税人的意志等条件约束。这种外在的价值负载，对于一门以知识旨趣为指向的学科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的。

　　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更倾向于恪守自己的信念，而对于自己行动的后果往往很少有所顾忌；责任伦理则要求人们在行动之前，便能预估到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并为自己的行动承担一切责任。相对而言，无论是以“求真”还是以“求善”为旨趣的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遵从学科共同体的基本规范，恪守为知识(无论是可言传的还是可意会的）而求知的信念，都是第一位的抉择。这种信念因为缺少外在的约束,无疑是构成学科按其内部逻辑自我演绎的潜在力量。但是，教育学学科责任在先的前提约定条件，注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自主的、以满足共同体内部的理智情趣为目的、仅止于理论建构层面、追求话语风格独特或者自我完善以及逻辑完美的学科。

　　教育学学科的实践取向也可能为其自身所带来的另一个困惑还在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同，教育学学科无论是其概念和术语的界定、理论的建构，还是方法规范的形成，对于学科共同体而言，都不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学学科的建立要以其他学科知识为基础，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再抽象的教育学理论，如教育哲学、批判的教育学等，也无法与现实的具体教育实践活动完全分离开来，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

　　换言之，教育学学科理论或者话语，所面对的受众绝不仅仅限于理论研究者，而是更广泛的实践工作者。这也意味着，教育学的学科无论是对其他学科话语的移植，还是学科内部话语的自我生成，它都必须尽可能地淡化过于突出的专业化色彩，将人工语言尽可能地转换为可以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日常语言。当然，这一转换，难免带来语义界定不清、产生众多歧义的问题，多少贬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特征。然而，教育学除此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如果有，只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是教育学完全把自己与教育实践隔离开来，成为纯粹的自我话语制造者，这恐怕正印证了人们所谓无用的教育学之嘲讽;二是丧失了自己独特实践取向的教育学，难免沦陷为其他学科抽象话语所湮没的殖民地，这恐怕才是教育学真正的悲哀。

　　三、开放的人文社会科学与教育学的学科意识

　　沃勒斯坦认为，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的学科已不成为学科，因为它们不再明显地表现为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方法，因而有稳定而明晰的界限。”如今，各个学科名称虽然依旧存在，但与其说它是一种严格的学术建构，而不如说是一种组织化的建制。他进而援引社会学为例说道我认为社会学不再是一门学科(但是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也不是学科）。我确实相信它们在组织方面都很强有力。

　　而且我认为，由此可见，我们都觉得自己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保存一个虚构的过去，这是一件做起来成问题的事。而多冈（MatteiDogan)和帕尔（RobertPahre)则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已经进人到一个由分化到“杂交”的时代，如最为开放的社会学由于其多样性，它几乎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其他领域，包括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教育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军事学等等都在相互影响，传统的学科边界因为无数杂交领域的出现而变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