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相关梳理

　　(1)案件涉及到的继承问题

　　该项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纠纷案涉及到了被继承人死亡后，遗嘱继承开始前、中、后的相关问题，以下笔者将作进一步的梳理：

　　首先，对被继承人的遗嘱有效性的确认。于本案来讲，就是刘老汉生前所作的遗嘱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其所立遗嘱有见证人，最后又经过了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其次，遗嘱自由与限制的合理界限与立法的正当性干预问题。本案中刘老汉的遗嘱设立当然是遵照了其自由意愿，该遗嘱并未超出特殊的限制，故最后可以被法庭作为有效遗嘱所采用。实践中不乏存在对遗嘱自由的肆意扩大适用情形，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最后，本案影射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有关遗嘱执行人的问题。在本案中，李某作为刘老汉遗嘱的遗嘱执行人，虽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但实践中对于该项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下文将详细阐述。

　　(2)现有法律对上述问题的相关规定

　　既然遗嘱是被继承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合理范围内对其享有的财产按自由意志在规定的形式内做出的处分行为，且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此类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分析现有法律对遗嘱自由与限制的相关规定。基于遗嘱执行人在遗嘱继承遗产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故其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七条规定，在财产继承中，公民在其遗嘱中不得订立严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风尚的内容，不得为继承人设立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风尚的义务。同样的，《继承法》第十九条也对遗嘱设立了限制，即任何遗嘱不能违反家庭职能的需求，不能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准则，否则该遗嘱无效。《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第二十八条规定，分割遗产时应当为婴儿保留必要的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应当为婴儿保留的份额没有保留的，应该从继承人所继承的份额中扣除。可以说，上述规定就是对遗嘱自由的最主要限制。

　　目前，对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规定仅限于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即我国公民可以根据本法的规定以遗嘱的形式处分个人的财产，同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从这一法律规范来看，仅就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方式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并未就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法律资格、权利与职责、执行程序、解除的方式等作实质性的规定。因此，按照上述规定，在本案中李某即遗嘱执行人。但是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案件的发展进展情况来看让其成为遗嘱执行人有待商榷。

　　三、司法实践中遗产继承制度的完善建议

　　(1)合理限制遗嘱自由

　　为了更好的保证生存配偶，特别是鳏寡老人的应继份额，保护子女和其他近亲属遗产份额利益，结合域外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相关制度来看，我国多数法学研究者也主张引入特留份制度。对于享有特留份权利的人的范围可以参考已成熟法律国家的相关规定，如设计为：直系尊血亲、直系卑血亲、配偶。对于份额的多少，可以借鉴《日本民法》，即如果只有直系尊血亲为继承人时，特留份额为被继承人遗产的三分之一;对于其他情形，特留份为被继承人遗产的二分之一。享有特留份权利的人可以抛弃继承权，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此类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应赋予其在抛弃该项权利后仍然具有请求特留份的权利。至于放弃权利的时间，可以是继承开始前后的任何时候，但需要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另外，可以考虑为被继承人的生存配偶、未成年子女及死者生前供养的近亲属增设一项扶养费请求权，便于从遗产中扣减权利人的抚养费用。

　　对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享有特留份数额、权利的起始、放弃与终止做细致化的规定后，要从总的方面设立特留份的保全制度，以防止被继承人实施损害特留份权利人权利的财产处分行为，为此要允许特留份权利人享有向法院请求扣减特留份的权利。对于明知双方的行为将有害于特留份权利人利益而故意为之的赠与，尽管在继承开始前的一年时间内，但权利人(享有特留份权利的当事人及其继承人)仍然享有将此部分份额扣减的权利。对于恶意的第三人，该请求权还可以溯及。为此，结合我国当前情况，可以进行如下设计：自特留份权利人知悉继承开始和出现应扣减的赠与或遗赠开始，两年内可以行使该请求权;超过期限未行使的，视为放弃该权利。对于自继承开始后20年内为主张行使该权利的，该权利归于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