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二、 求同术、擒纵术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 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