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渝味儿元素的加强，创作题材多来源于发生在重庆的人和事。自张来渝以后所写的有关重庆的作品，都是以重庆的地域文化元素作为描写内容，张恨水的重庆口感变重。《纸醉金迷》、《巴山夜雨》，《山城回忆录>、《重庆旅感录》是作者返北平以后，以回忆的方式进行的创作。其作品的重庆风味儿十足，其大大小小的重庆地名不说，令人欣慰的是他以重庆方言坚持创作，这也可以说是重庆内在本质文化对张恨水创作改变最显著文化印记。这些地道的重庆方言充斥于张在重庆抗战时写的每一部作品中，展示了重庆方言的魅力与神韵，这也可见后来张对重庆方言的熟稔程度。重庆方言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为外界所知，是对重庆文化的有力宣传。

　　最后，言情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对现实婚姻情感的关注上。在19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中，这种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似乎隐退了，它嬗变成了一种夫妻生活描摹。笔者认为这与抗战时期的重庆苦难生活与人们的阅读接受有关。战争打乱了人民的生活，导致了人们心理的扭曲，当然也扭曲了夫妻生活。早期的花前月下，变成了夫妻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发愁，早期的甜言蜜语变成了夫妻无休止的争吵。夫妻吵架，烦恼，闹别扭那是常事。更厉害的直接导致婚变，《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与田佩芝;《巴山夜雨》中三对夫妻婚变：石正山与石太太，溪敬平与溪太太，甑子明与甑太太。这是扭曲的人性和当时重庆社会的黑暗的双重结果。

　　张恨水笔下的重庆2

　　张恨水说“ 过去考究的女人穿一件黑栲绸长衫，越会显得皮肤雪白，长头发梳两个小辫，垂在肩上辫梢有两个小红丝线的结子，两根辨子梢红红的。”

　　抗战时期重庆城躲飞机看高处挂的红灯笼，三角型的一个、二个、三个危险来了赶紧往防空洞跑，等绿球挂起来就是解除警报。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枣子岚桠附近就有一个巷子地名叫红球坝，这里曾经是桅杆挂防空灯笼而得其名。当然今天看这片区域不再开阔，我能想象曾经这块地面一定是当时附近最显眼的高处。

　　在张恨水小说《巴山夜雨》一书中还有一段描写“李先生，不躲了吗？向哪里去，回头看时，在一棵黄桷树下转出来一位梳两个辫子的女郎，这就是昨夜过门叫了一声的杨艳华，一个戏子。”

　　而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当时书中还是把黄葛树写成黄桷树，所以至今重庆人对黄葛树与黄桷树两种写法都在混用，谁对谁错都能说出一番道理，这可能为约定俗成又互不相让。

　　在小说中张恨水描写那些重庆人家更有趣味“山溪对岸的邻居是石正山教授。他家的屋子和这里斜斜相对，大水的季节倒是一溪流水两家分。他们的草房子，一般有条临溪的走廊，在无聊时候，隔着山溪对话，却也有趣。他的走廊下山壁缝子里，生出两株弯曲的松树，还有两丛芭蕉，倒也把这临溪茅舍点缀些画意”，这就是山城之美。

　　其实在陪都重庆时的张恨水住在现巴南区南泉桃子沟，可能就与小说上的文字内容近似。他上班在七星岗附近“新民报社”当主笔，下班坐轮渡船先到海棠溪，然后辗转到南泉，再爬过一个不陡的坡才到临时的家，由于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张恨水微胖而矮的身体有时会扛着装有几十斤重的米包袱，艰难的转车蹒跚步行。那时内战进行使用的法币经常通货澎涨，为了让物价保值，报社的工资统一变换成用大米替代纸币，所以才会有刚才那段真实描述。

　　说重庆1945年12月3日，《新民报》刊发了张恨水《告别重庆》一文。其中写到：“以往八年，每在爬坡喘气，走泥浆路战战兢兢之余，就常和朋友说，离开了重庆，再也不想来了。到了于今，我不知何故，我不忍说这话。人和人是能相处出感情来的，人和地，又何尝不是？嘉陵江的绿水，南温泉的草屋，甚至大田湾的泥坑，在我的生命史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告别重庆又开始怀念重庆，1947年12月2日，张恨水乘坐卡车离开了呆了八年之久的重庆，终于顺利回到北平。然而不同寻常的重庆生活，却又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张恨水曾为重庆写下诗篇，以示纪念难忘入川的陪都生活：

　　“壮年入蜀老来归，老得生归哭笑齐。八口生涯愁里过，七年国事雾中迷。虽逢今夜巴山雨，不怕明春杜宇啼。隔水战都浑似梦，五更起别海棠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