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下江人视野下的重庆，是有其用意的，笔者认为张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胜，只能走马观花地注意到重庆文化的表皮而不可能根植到本土中去，下江人对本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不适应的痛苦感。但无论是下江人还是重庆当地居民，张恨水对重庆当时“骄奢淫逸的贪官污吏，投机倒把的游击商，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占便宜的小市民，‘漂亮’的交际花”等众生的态度是批判的，对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和下层老百姓是同情的。他在《牛马走>、《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中对这几类人物形象都有刻画，剖析了国民性，揭露了社会丑态，唤醒了国人的良心支持抗战。

　　重庆形象的“外衣”主要是通过重庆的文化符号来表现的，而笔者发现这些文化符号的背后的不纯粹，充满着寓意。

　　就房屋来看，“风雨吊脚楼”、“茅草屋”是当时重庆居住苦难的文化符号。他在《待漏斋》一文中这样写道：“所居茅屋，入夏为暴风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补之，则辞以无草。盖乡间麦秆，既已售尽……床前无处不漏，亦无处不注。妇孺皆瓦器磁盆接漏，则淙淙铮铮，一室之中钟鼓齐名”。《巴山夜雨》开篇就写道：“这屋子虽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茅屋一带的人，可不是天生下来就住着这种茅屋的。他们以为这种叫做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多么戏谑的文字，风雨吊脚楼带给了他水深火热的痛苦。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类似的语言来描摹吊脚楼和茅草屋。然而，张在小说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达观贵人的豪宅公馆，例如《巴山夜雨》中的方院长有好几处公馆，自己经常不住公馆，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副官。他把这种风雨吊脚楼和公馆加以对比，从而揭示出重庆贫富差距之大，透出作者强烈的“惟富不仁”的思想。

　　离开重庆后，他对重庆进行了回忆和想象。在《山城回忆录》中写道：“重庆战都也，不可忘，且其地为嘉陵扬子二江中之半岛，依山建市，秀乃至奇。又川地，山河四阻，业而下，民风颇异于江河南北，离川二载，转念思之，为写山城回忆录”。在张的心中重庆是民风独特、风景秀丽的僻壤之城。对于在平原住惯的张恨水来说，山给他带来了痛苦。《山城回忆录·无处不爬坡》中这样写道：幼读李白蜀道难之诗，闭目沉思，深疑是难不可想象，实则其在难，而不在险。盖川中山地，取石易径，大道小径，均曡长石为坡，无险不可登……上下石坡上千级，令人气踹”。山是张恨水笔下最显著的重庆地貌符号，也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形象。重庆是闻名遐迩的山城，加之是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码头城市，故多坡，多台阶，人们每天的出行都免不了爬坡上坎，然而重庆又是一个离不开“挑“抬”和“拉”的城市，这种爬坡上坎必然造成人民如牛马般的痛苦。作者站在小市民的立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关注着靠挑的小贩，靠抬的轿夫，靠拉的车夫，《安步当车》中这样写道：“山城多坡，马路鲜有半里平坦者，设不轿而车，深令人上下艰难，其上也，人力车夫弓如落汤之蛇，颅与车把，俯伏及地，轮如胶粘作蜗牛之移动。……重庆谓为安步胜车。”写出了当时重庆人力车夫生存惨状，有钱人对贫穷苦力者的残酷剥削，车夫几乎是牛马般地在供人驱使，重庆是一座可悲可悯的牛马之城。

　　这种书写范式下的劳苦大众形象，正是对苦难重庆的有力揭示。显然这是有十分明显的寓意的。对于具有“民胞物语”精神的张恨水来说，其一，表现出他对人民生活状态的关心，关心底层人民的命运。其二，由于张始终保持政治的中立，又面临当局的文字审查，所以用这种方式是既可以规避现实的政治干预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其三，这是生活担子压力的一种隐射，借知识分子亚雄和西门博士的口吻，宣泄出自己的心声。在《牛马走·抬轿者坐轿》中亚雄说：“轿夫不过是抬着人家走一段路，我们抬着上司走一辈子的路，轿夫是抬着人家走眼前看得见的路，我们是抬着上司走那个发财的路，轿夫自然是苦，可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丢下轿杠不抬，我们不抬还不是那么容易。我坐轿子到处跑，也无非是把轿子抬人，我不要人抬，我也不去抬人……难道念书的人，他不知道拍马是可耻的事吗?”西门博士在《穷则变》说：“我们用脑子去抬人，混的就是两个饭钱”，知识分子在挑生活重担的时候，被现实压得扭曲了灵魂。《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在抬上司这一顶大轿的过程中不慎而深陷囹圄，丢了饭碗和老婆。在作者看来，当时重庆清贫的知识分子，为连轿夫都不如的“双重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