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齐国的丞相管仲从财富生产靠分工的生产力理念出发，把国民分为四类（简称“四民”）：士、农、工、商，并按照这个顺序对国民进行分别编制，使“四民”自身都进入职业化状态，并且世代相传，除农民中的杰出者可升入士外，其他人的职业基本实现“固定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利于人们积累各自的职业经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实行分业定居后，士处“闲燕”，“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因而，“四民分业”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对提高“士”的道德修养十分有利。具体来看，农民集中居住于乡村，“旦暮从事于田野”，与田地相结合，这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者集中定居在城镇，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专业化水平，更有利于他们选择精良的器材，从而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商人“就市井”，“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管子小匡》），商人们熟知货源，掌握商品信息，就能够做到调济有无，活跃市场。总之，实行“分业定居”可以使士、农、工、商四民在其各自所居的地域中形成浓厚的专业氛围和广泛的技术交流，从而有利于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升社会组织的生产力。同时，管子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人被动地顺应自然的生产力，《管子度地》篇中把天看作是自然之天，并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此基础上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注意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自然相协调而提高生产力。因为在古代农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产业，并得到统治阶级的一致重视，但当时的农业产业也是最依赖自然规律的，所以农业经济也主要是遵循自然规律。在生产力主要依靠自然条件，生产手段又十分原始和落后的情况下，一切行为方式均要顺乎自然规律和按季节行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例如，齐国靠近大海，湖泊、河流很多，因此，齐国把水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重视对境内水文的开发利用：“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长有危殆矣。”而水的特性则包括:“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为了更好地控制河流，使河流资源能为所用，齐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构筑了许多堤防：“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上，小其下，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于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管子所强调的“人与天调”的思想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即自然界是人类获取生产资料和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之一，离开了自然界所提供给人类的各种生产资料，人类将无法生存和繁衍。而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首先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节奏和韵律行事，以利用好自然环境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生产力的重要性：“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大之休。”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不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企业发展，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力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尊重人的劳动及其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以便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决定性力量就是合理的制度建构。对企业管理者来讲，注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生产力要素与生产力关系的辩证思维，对生产型企业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