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