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独特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古人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我们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肯定要先研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文学思维，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领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真谛。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2

　　《古代文学习用批评范式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赵树功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结题成果，纳入宁波大学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其相关思想、理论的论析范式与其思想、理论的论析具有相同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长河中得到坚持。难易论、压卷论、优劣论、正变论等就是被当下学术研究所忽略的古代文学批评习见范式。作为“范式”，它具有理论的集约性、基本内涵的传承性与方法的可操作性。“难易论”肇始于六朝，基本出于“尊体”的需要。“优劣论”从早期人物品目中衍生，在批评史上分别体现于作家优劣与作品优劣的论争。“压卷论”肇始于唐代的擅场论，是科举衡文在文学批评浸淫的产物。“正变论”出自《诗经》阐释之中汉人所谓的风雅与变风变雅的对立，随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核心话语。

　　该书每个习见批评范式的研究包含以下基本层次：对其出处源流的梳理;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其在具体批评语境之中的表现;其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学精神本质。

　　《文明的悖论：约翰·密尔与印度》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耿兆锐博士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

　　约翰·密尔(John Mill，1806-1873)是 19 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逻辑学家、伦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思想体系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逻辑、伦理等诸多领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巨大，其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世界更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位西方世界公认的多才多艺的巨擘，是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更被后人誉为“理性主义的圣人”。

　　作为国会议员，约翰·密尔整个人生职业生涯的 35 年都效力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担任高级官职，参与制定并决策了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各项事务。印度在约翰·密尔博大思想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记录历史的一般意义上来讲，都值得用心去探索和研究。

　　该著内容新颖，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拓宽了学界对于西方思想伟人约翰·密尔研究的新领域，弥补了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此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观、殖民观、文明观和东方观，也可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妥善处理因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分歧提供借鉴。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3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