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落有无———元而不盈、通透达心

　　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大抵言之，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淫”，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故而对儒家此种说法的确实性与周遍性，颇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从问来?死归何处?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对此问题，尚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论其余?而佛家轮回之说，非但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也为果报之说做了一圆满之答复，因为“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出这种趋势: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梦来表达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识;用梦来承载他“千红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剧意识;用梦来寄托他怀金悼玉的泛爱意识，这三重意识，“构成了作者心灵广袤、深邃的、奥秘无穷的内宇宙”。

　　二、幻境之说的原始生命观

　　应该说，中国幻境之说或者说古代神话过早过多地被历史化，以屈原《离骚》中对于鲧描写为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化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此应龙与禹的密切关系印证鲧化为龙的神话。另外，《天问》谓“伯鲧腹禹”，这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父子意义，甚至不仅仅是鲧的腹中生子的奇异，这是鲧的直接复活。不管是黄龙，亦或黄熊，还是禹，都是鲧的新生命。当然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继承鲧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龙与鲧初生时的称呼“白马”关联，《周礼夏官庾人》记“马八尺曰龙”，天马化龙，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来的应龙更是在治水中频频现身，透出鲧义不容辞的治水热情。它们属于鲧的生命图腾，而这图腾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是奇异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观中，它们是“互渗”的。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的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中国神话中正包蕴着这种原始生命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轻易陷入神话历史化以后的许多“理性”解释而曲解神话的本意。如果说《离骚》中记载的神话仅仅是原始生命观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说则将这种原始生命观发展成熟。例如，《西游记》中一段“众僧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传说，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观中神秘的互渗律和生死循环、磨炼复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确实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最婉转曲折、深辟入里却又自然生动、逼真如实。例如在书中，通灵宝玉历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叹”的未用补天石，他与空空道人讲:“历来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这半生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反映、继承、传递了古人朴素的原始生命观，而这些智慧的感受，灵性的领略，也不仅仅属于原始人，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说的哲学渊源

　　儒家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而随着佛教东渡，佛教无常思想通过文人的彩笔，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结合，再搀和当时社会上道教的色彩，进而做了更深入、更彻底的探讨与发挥，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佛陀的睿智与高僧大德的西行求法，佛教的东传，带来了“万法皆空”、“诸行无常”的观念，这是何等的深入、彻底，而又是这样的震撼人心，非但更强调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观念，更充分地开拓刺激了中国人的哲学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无常不再只拘限于人生苦短之一点上，而趋于“诸行”无常、“万法”皆“空”上。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及清朝蒲松龄的《续黄粱》等，都是将人生数十年之种种遇合，浓缩到一场梦的短促时间内，来描写功名富贵以及人生之幻灭，如昙花一现，空而无常。如《枕中记》结段有言: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无生之情，尽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