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何发掘和处理“本土经验”，藉此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就此问题，不少学者提请人们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问题。

　　蔡翔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脱离现代想象，此间，文学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倘能全面考察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想象方式，就有可能提取出某些经验，成为我们新的想象资源。

　　钱理群也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又拥有多种不同的实践模式。如果寻找本土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最主要、也最特别的中国经验。

　　与此相关，薛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认为对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应该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重新定义“文学”现代性，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以西方的标准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而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

　　第四、如何理解和把握“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

　　为使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气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起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而“文化研究”在此给人以很多启发。

　　罗岗首先廓清了目前对文化研究的种种误解，指出将文化研究当作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甚至视之为用学术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藉口，这恰恰有悖于文化研究的精神。与其将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家法和知识谱系，不如视之为某种批判的实践精神、开阔的理论视野、灵活的分析方法和权宜的介入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倪伟进一步分析了“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其它优势，诸如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能够精细地剖析社会生活的肌理，等等。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应当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即研究意义是如何在文学这个场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当然会牵涉进许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文学生产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之间由许多中介环节衔接而成的复杂的互动过程，正应是现代文学研究着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