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起点问题之我见论文

　　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提出文学“精神上之革命”与“形式上之革命”的主张，但总体而言是“提介有心”却“创造无功”。然而，在1918年理论探索继续进行的同时，创作上也出现了建设性成果。因此笔者认为1918年使中国文学在文学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实现了理论上的历史性突破，并在文学创作领域掀起了一场广泛地创作实践。1918年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一、现代文学语言形式的建构——白话文学

　　“文学语言是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它是一种残存形式，是一代又一代积聚下来的结果状态，是语言集团所理解的文学要素的集合形态，这一切奠定了有别于自发语言的共同基础。”[1]最早提出文字与语言合一的是黄遵宪。后来，裘廷梁又大张旗鼓地讨伐文言文。另外，梁启超、王无生等人也鸣锣旗鼓，呐喊助威，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晚清时期，文言文仍然居于正统地位。

　　而到五四时期，语言的变革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革新派；三是以林纾、严复为代表的保守派。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胡适的“八事”主张是实现语言符号由古代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革命性转换。

　　真正使白话文得以推崇并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出版，从这一号开始，改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符号，同时编辑部规模也不断扩大。也就是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基本上全行白话。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发表“双簧信”，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4月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文章中，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改为“八不主义”， “八不”则是把重点集中在文体形式特别是语体的改革上，完成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使命。胡适主张的“国语的文学”其实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语境创造的正宗的白话文学才是国语的文学，也就是以国家统一的语言创建的文学”[2]依据胡适，他在创造“国语的文学”明确分为三步走：一是工具；二是方法；三是创造。”胡适等人希望通过“国语的文学”的尝试，锻造“文学的国语”，在与“文言”的对抗中把现代汉语“白话”的可能性充分地呈现出来，实现“国语”和“文学”的同构与双赢。

　　二、现代文学意识的觉醒——人的文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是以儒家为主导，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和政治实用目的。随着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的正宗，这促使文学更加进一步地接近文学的本原。

　　1918年12月《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提出了“人的文学”的文学观，从思想内容上对新文学和旧文学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提出文学革命不仅要实行文字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改革。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提出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现在要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避人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观念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表现对象是人等，他建立起现代文学思想内容方面最基本的框架，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在这里“人的文学”作为作为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的本原及其创作实践，更进一步区别古代传统文学。

　　“人的文学”意识的觉醒标志着现代文学从本质上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胡适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书”。[3]“人的文学”这种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文学意识的觉醒，是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隐形标志。

　　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理论探索继续进行的同时，创作上已经出现了建设性成果，在这一年，出现了许多白话写成的文学作品。而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继续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但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已经呈现出新的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