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胡瑗把培养人才的根本之策高度聚焦到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同时胡瑗还认为，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可以防止“智小德薄之人”担当大任，这就从更高层次上揭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国家兴衰存亡的关系，进一步突出了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重大意义。

三、齐之以礼，以矩正民

　　以礼来约束人、规范人，是胡瑗大兴学校的又一个目的。他认为“正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礼”，而学校教育则可以通过“礼”教来让人知道等级，懂得规矩，明白行为规范。如果教化不行，则礼义不著，他说：“民既有栋宇以避湿燥，有衣食以御饥寒，然则教化不行，礼义不著，何以成至治之道?故司徒之官所以教也，父之未义者教之以义，母之未慈者教之以慈，兄与兄则言友，弟与弟则言恭，人子之道孝悌而已矣。夫能教此五者，则天下莫不驱顽鄙之行，而臻廉让之域也。”

　　胡瑗认为，“礼”是保持人们行为“合中”的调节器。他说：“人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以作为礼制以节之、教之，辨别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为君为父为夫为长，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为臣子为妇为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顺事于上。如此则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显然，制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人的和节制人的行为。他认为：“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著于天下，是国之文也。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罚措而不用，兵革寝而不作也。”…所以治理国家，关键是施仁制礼。他说：“君子以至仁之德陶成天下，使一民一物莫不受其赐。是故于一家施仁，则一家之内爱敬而尊事之;一国施仁，则一国之内爱敬而尊事之，虽有鳏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均使之不失其所，如此是为众人之长也。嘉会足以合礼者，言天以盛夏亨通万物，而万物莫不茂盛，故君子施嘉美之道，使各得会聚，谓犹民物既已富庶，则不可以无节。故欲男女有别，则为之制婚姻之礼;欲上下交接而和乐，则为之制乡饮酒之礼;欲其尊君宾王，则为之制朝觐之礼;欲其笃哀戚孝思，则为之制丧祭之礼。如是之类，是君子以嘉美之道而使皆合礼也。”尤其是居于宰相之位的高官要施文明章美之道。他说：“居公相之位，内总百揆，外统九州牧伯，而又作乐以兴天下之和，制礼以正天下之序，施刑以惩天下之恶，为政以正天下之治，是皆内含章美之道，以通畅于四支，开发天下之事业，如此是文明章美之极至者也。”

　　胡瑗认为讲求“正德”就要讲“礼”，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者，此广明夫妇之道，必自阴阳为本始也。夫天地交错而生万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则有夫妇，夫妇既正则有父子，父子既立则有君臣，君臣既正则有上下，既有上下，则礼义之道有所注错。此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从治家的角度来看，“夫为父有其道，为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妇各有其道。是以父尽其严，子尽其孝，兄尽其友，弟尽其恭，夫尽其义，妇尽其顺，如此则家道正矣”。胡瑗特别强调为臣者要尽人臣之礼，他举例说：“人臣居于显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万民之责，内无觊觎僭窃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所以他要求不管君王对待自己是何等的威严与无礼，自己作为臣子都应该唯唯诺诺，以温柔之礼来对待君王。在家庭中，儿子对待父亲也是这样，“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系焉。若为子者内尽其孝，外尽其礼，温柔恭顺以事其父，则父虽至严，亦将柔顺而接之矣。况于下者有文以相接，有情以相亲，其间纵有离间之心亦不可得而离间也……为臣子者果尽其心、竭其力、厚其礼以事之，则终不见其饬害也”。

　　胡瑗认为，天下社会是一个按“礼”运行的整体，所以无论是一家还是一国，都要按“礼”来行动。胡瑗所讲的“礼”，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强调在下者对在上者的绝对服从，特别是天下对君的绝对服从。在下者必须按照在上者的规定来行动：“夫臣佐君而为治者，故君唱则臣和，君动则臣随，以至凡出一号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后为者也。故赏罚盛馔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为之，为臣者何有专盛馔赏罚之礼哉。”所以，由此看来，胡瑗所讲的“礼”，既是一种等级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