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学校教育要发挥促进统治者加强自我修养的作用。胡瑗继承了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正己”，尤其要求统治者以仁德正身、正天下。他说：“圣贤君子当是时，欲复有所济，使民心之安，教化之兴宜以仁义之道拯救之，是必先正其身，然后正朝廷朝廷正，然后正天下;必使天下人民事物各得其济而获亨通也。”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只有以德治国，才可以行尧舜之治，使百姓长寿幸福。他说：“君子有道德，可以升进而济天下之民……若王者有至圣聪明之资，能察己之道德以升进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子于尧舜，跻民于仁寿，则君臣上下罔不赖其德而受其福庆也。”从具体行事人的角度来说，“君子之人，凡能畜积其德，韬藏其器，则无有括结凝滞之事，如是则沛然莫之能御也，以至凡有所施为，有所动作，必有所获，所在必有所成功”。从对个人影响的角度来说，“好德者虽忧、虽贫、虽凶、虽短折，不害为君子;恶而弱者虽富、虽寿、虽康宁、虽考终命(善终)，不免为小人”。可见道德的好坏，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学校教育还必须促进统治者加强仁德修养，从而达到正己而正人的目的。

二、培养贤才，治国安民

　　胡瑗说：“圣人设为学校，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胡瑗认为，学校教育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他在《松滋儒学记》中说：学校教育培养“其材之成也，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长;其入也，可以弟。无他，盖本于学校之教而已矣”儿。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可以让受教育者皆能成才，大则可以担当经邦治国大任，小则可以专而治事。

　　在胡瑗看来，治国必须要有贤才。因此，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广纳天下贤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用学校培养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胡瑗把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看成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之所以成为圣人，也是受教育学习的结果。他说：“圣人君子，于思虑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贤至于大贤，由大贤至于圣人。”所以他要求“君子之人，则当求圣贤之道，学圣贤之事业。广其视听，大其知识以充已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业，则君子之道毕矣”。为此，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他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的这段话论述了实现“天下之治”，即在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方面，人才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阐明了人才培养的一些重要规律。

　　为了使学校教育真正发挥培育人才的作用，胡瑗认为学校教育要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即注重培养内圣外王的贤才。他把“师儒”以“内圣”看成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胡瑗认为，“内圣”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外王”之才。胡瑗不仅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政治职能，而且看到了教育的其他诸多职能。同时，政治职能并不仅仅限于空口说道，还需要诸如、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来施加影响。教育的这种职能，才是真正为政治服务。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就是要使学生在懂得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基础上，把所学经义和才能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他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虽萃聚之世，民已和会，然不可不有所备……如尧、舜、商、周之时，可谓极治矣，然犹立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之职，以训习兵戎。以是观之，虽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时，亦当戒于不虞。此乃圣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道也。”可见，胡瑗以培养“明体达用”之才为办学、讲学的目的，与过去儒家们单一的以培养“圣贤”为教育目的有所不同，他更重视的是培养有才干的统治人才。

　　事实上，胡瑗在苏、湖两地设教多年，其问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创造了名满神州的“苏湖教法”，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州州学开始时只有20多人，50年后，学者成倍增加，为赵宋封建王朝输送了很多人才，特别是胡瑗掌教以后，更是人才辈出。据宋代《登科进士题名录》记载，端拱元年(988)程宿榜以及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齐榜，登科者有谢降、胡献卿、范仲淹等，除去早年的不算，仅天圣二年(1024)到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就有222名。如果从胡瑗掌教后算起，则有150多名，其问还培养了范纯祜、程颐等名人。以苏州为例，根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端拱元年(988)始，至南宋绍定二年(1229)止，历时241年，苏州共出了448位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1i28)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14位武进士，加上448位文进士，共计有462位进士。文风之盛一直影响到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