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兴》，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们会为那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孤独、卑微、受到歧视的农民的心酸而感叹。但这种情绪的强烈，不是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渲染了生活的苦难，展示了社会的残酷，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作者在他们苦难的底色上写了刘高兴们在城市里的快活。

　　基于此，贾平凹曾经谈到：“越写他们的惬意，越写他们的快乐，我心里越沉重。”譬如，开头写刘高兴背尸，在火车站广场被警察发现，我们读者感到心酸之极时，他却荡开笔墨去写周围的景色。

　　的确，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如果作者一味张扬主人公精神理想和不屈的意志，不触及苦难，那无疑是浅薄的。相反，作者如果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关注底层百姓的民生，采取把现实的严峻加以夸张、强调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贾平凹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的叙述中，在整个小说的情境氛围把握上运用了“间距”式反讽的方法把两个方面加以整体描摹。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

　　贾平凹正是通过反讽艺术的运用，使作品思想内涵更为深刻。这些反讽手法的运用，使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悖论，也产生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贾平凹对人命运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