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文化的动态特征主要体现在过渡文化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动态特征主要归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发展性与多变性

　　顾嘉祖曾提出文化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范畴。他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这一范畴往往与以下概念相联系：身份标志、差别、权力、话语、对话以及无分界性(unboundless)、不稳定性(insta—bility)、混杂性(hybrid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多元性(plurality)等等。而基于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上而产生的过渡文化(上一章已论述)自然是随着这两种原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还应该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后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作为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如以前中国旧社会中女子要缠足等一系列都是故去的文化。同样，“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以前，中国人在人际往来中，以情为重，不愿谈钱;现在不少人已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觉得礼尚往来，谈钱很正常”。可见，以过去的一些文化看现在是不足取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过渡文化必然也是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

　　2.文化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

　　Hall，E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前者可见并能描述，后者不可见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13](P65)。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存在曲解。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就指出：“我们严重曲解了中国人的习俗，因为我们按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他们的行为，我们抱有偏见，它来自我们关于世界起端初始状态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很值得争议。”

　　西方人早在200多年前就意识到对一种新文化的认知会产生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理解基础上的过渡文化，同时还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这种新文化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不难推断，在伏尔泰指出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之后，会有许多人修改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不曲解中国人的文化，但正如上一节论证的那样，他们始终不可能完全到达目的语文化，只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逐步认识，在交往方面，他们会使用一种更为双方接受的过渡文化。

(三)“僵化”性

　　僵化现象本来是学者用来描述过渡语稳定性的，它一方面指过渡语在总体上总也达不到母语完全一样的水平，另一方面指学习者在语言的某些形式，如语音和语法项目，学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平台期，就停滞不前了。一旦过渡语的渗透性消失，它的僵化特征就出现了。

　　Lenneberg在神经生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颇大的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其主要观点是：从两岁开始到青春发育期之前，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可以达到本族语那样完美的程度;而一旦过了这一时期，大脑语言功能的侧化(1ateralization)已完成，语言习得将很难达到本族语那样的程度。

　　Selinker认为僵化“也许是最关键的事实，任何充分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都必须重视它”。因此这是过渡语又一个独特的特征。僵化形成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可以归纳为三点：(1)学习外语的成年人大脑灵活性的减退;(2)成年人发展抽象思维，对目的语归纳不正确;(3)语言“自我”造成了对目的语“移情作用”的阻碍。这与有些学者提出的临界期的假设有一致性。过了临界期，人们头脑中的普遍语法就表现为母语的语法形式，语音也相对固定下来，母语不出现的其他音也由于不用而减退，致使人们以后再学这些音时，不能准确地发音。这也部分说明了过渡语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语的水平。

　　而过渡文化的僵化现象，一方面是从过渡语现象上衍生的假设，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曾就文化僵化现象进行过论述，认为第二文化习得同样存在一个“文化关键期”，即在青春期之前，第二文化习得能够比较成功(如许多移民的孩子所做到的那样);而过了青春期以后，年龄越大，第二文化习得就越困难[91(P149)。他们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得到证据：到青春期，习得者的第一文化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尤其是“中心文化”部分，在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气候的文化习得只能是将新的知识融人这个业已存在的系统的过程，习得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在青春期之前，习得者的文化系统尚未完善，“中心文化”尚在调整中，可塑性很大，第二文化习得自然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