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培养心性修养(耻感取向)与信奉法制力量(罪恶取向)在古代传统思想中，有影响力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其认为是仁义礼智的根源，只要人们进行修养，就会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实现自己道德理想。强调了自我反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及“克己”反省的道德精神，从而提高人们修养的自觉性，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

　　西方文明在形成之初，就与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有着不同的特色。西方社会以地域划分层次，以个人为本位，认为哪怕是神与神之间，也会为私利而争斗，其社会契约论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以一定的契约来约束管理社会事务，以一种制度对人们进行调节，这就是法律制度，法律在西方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制是其主要的制约机制，它较之道德或其他的制约机制具有更显著的地位与更重要的作用，并在长期发展中完善自己的法治秩序。西方在法制建设方面所体现的精神，对西方价值观念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造成中西方道德本位区别的原因是复杂的，中西方道德价值观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环境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影响差异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西方不同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各自的道德本位。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无论中国或西方，“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中西方道德都是公开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只是中方的起源以血缘家族关系为基础的，而形成了宗法制度。同时，人们依靠土地生活，若没有天灾或其他事情，一般不会迁移到其他地方，所以，整体关系愈来愈密切，形成了中国家庭稳定、和谐统一的优良传统，对家庭成员个人的独立性与个性得不到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而在古希腊，以居住地区与财产划分阶级而形成的国家、家庭关系没有中国古代那么重要，同时，以雅典为代表奴隶制城邦工商业十分发达，以行业分工制到行业内部分工都十分周密，在城邦内外贸易。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就是在交换中寻求利益，追求个人幸福，追求个人主义，在交换中得到尊重与尊重他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们注重平等自由，强调了个人权利等个体道德品质。

　　其次，统治阶级的专制程度方面。在西方，基督教统治着人们思想界，其教义认为人生在世上就是痛苦;对上帝应爱、服从，上帝会宽恕人们的一切罪行。其教义不仅通过教育，而且由仪式或日常其他方面向人们灌输。可见，其影响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很深，宗教伦理在超越性的意义上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可以说，西方市场经济的规范中，主要依靠法律与宗教伦理配合。同时，在社会中，一切都是商品，每个人都是商人，在交换上，人与人之间就是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一直以儒家人伦本位思想为主导的价值观，因而对“礼”的维持既是传统伦理也是传统经济的最大价值，竞争必然被当作与伦理秩序不相容的因素。于是，经济生活被严格限制在伦理的范围内，人伦关系制约着经济关系，个体经济活力的约束必然抑制主体从事经济生活的能动性，从而达到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以至于遏止了工商业的发展，为专制特权统治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条件。

　　如果以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任其发展，不仅会导致社会责任与集体意识的缺乏，还会造成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冲突，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素;而且在道德理想层面上无法造就大公无私、富于自我牺牲的理想人格。同时，还应认识到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价值观是在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并且这种价值取向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而以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有它积极的方面。整体主义的内容会因时代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来说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精神维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社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如果走向反面，个人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特别是青少年由于思想上未成熟，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能避免的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教育青少年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的同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