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苏轼在被贬生涯结束北归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挂有自己的画像，他写了《自题金山画像》诗一首，后两句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虽属自嘲，但苏轼洒脱的气质使其形象超脱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神韵。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间天地，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去了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境界相互杂揉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这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