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