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管理实现合作收益的策略

　　(一)分清公、私域和公、私权界限，建立规范的合作秩序

　　人类开展合作行为遵循的秩序中既有私人领域，也有公共领域。诸如家族合作、契约合作、私人规章合作等形式下的合作秩序均属于私人领域范畴内。因此，为确保公共领域中合作的顺利达成，以公共权力约束和保证公共秩序就十分必要且重要，有了公权维护的合作秩序才是可预期且正当与稳定的秩序。不仅如此，公共领域内的合作行为往往涉及影响面广泛且有明显外溢效应的公共事务，若以私人权力或仅仅依赖当事人处理明显不妥，故对这类公共事务的处置也必须依赖公共权力，通过进行公共决策，在公众均认可的前提下构建秩序，以此顺利达成公共合作、取得合作收益。但在另一方面，当公共权力开始涉及合作秩序的约束与维护时，将难以避免完全杜绝一种潜在的危险性，那就是公权侵犯私权。由于人类合作与公共管理的复杂性，在维护合作秩序时，不排除公权超越边界侵入私权自律性质的合作秩序中。当这种问题出现时，就会面临着私权的自由被剥夺、合作收益遭到侵犯的局面。假如持续时间较长，则这种状态下的合作很难继续维持，且此时的公权将演绎成强权，管理机制中的“公共”性也将消失。由此可见，在基于宪法高度的法律视角下分清公、私域和公、私权界限，并恰到好处地匹配公权与公域、私权与私域，是从管理机制层面促成合作的前提。同时，对公、私域和公、私权界限的划分和一一对应也会从根本上决定合作程度与范围大小。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宪法和法律高度上的对公、私域和公、私权的定性与定量才是合理的合作秩序建设和维护的先决，才能最恰如其分地界定公共管理的模式与范围，才能最终达成合作、实现合作收益。

　　(二)以“平等对话”下的交往和“全员参与”下的决策实现合作收益

　　要顺利促成合作并取得收益，只能在参与合作的各方本着自愿原则，在拥有基本平等条件的基础上，以足够的合作动力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状态和氛围下的合作才最容易实现，也才能实现合作收益的最大化。而要体现自愿和平等，就必须排除、克服一切干扰，尤其是对合作影响最大的`金钱与权力等外部因素。正如我国在各类外交场合不断反复提及要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不同体量的经济体之间建立“平等对话”机制一样，平等对话正是实现自愿与平等的根本措施。平等对话机制下的合作参与各方都具有合作主体的地位，这也就实现了合作参与各方在话语权方面的民主与公平。同时，平等对话与全员参与相伴相随，是实现自愿和平等原则的一体两面。以公权维护合作秩序、通过公共管理机制促成合作及实现合作收益涉及的总是公共性事务或议题，这就使全员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确保民主与公平的前提。全员参与下的公共性事务或议题的决策既有助于形成健全的决策体系，也有助于实现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实现全员参与公共事务或议题决策的前提在于公民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意识，以及促成全员参与的设施、条件，其涉及的既有技术层面的条件，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条件。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事务的普及性与透明度，也就是公众了解公共事务的深度与广度。只有全面普及并足够透明，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应当参与的公共事务的基本情况，公众才有可能被激发出参与的热情。这也正是社区或小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得到公众响应程度高而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度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

　　(三)兼顾公利与私益，有效供给公共产品，确保合理分配合作收益

　　基于合作的复杂性，合作收益产生后常常会出现可共享、可分享、可独享等情况共同存在的情况。涉及公共安全或保护环境等范畴内的合作收益往往是可共享收益，这些收益的分配不能遵循成本分摊原则;而俱乐部类型的收益或产品则属于可分享的情况，可以遵循成本分摊原则进行分配;至于那些可独享的收益或产品在分配时则需要兼顾公利与私益双方。之所以需要兼顾公利与私益，原因在于人同时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作为生物性的个体人类的生存前提是其私益的保障，也就是通过满足私益具备生存条件;而作为社会性的人又同时存在于社会环境中，这就要求其生存需要有一定的公共平台。这样的公共平台既关系到个体人的存在，又不属于个人私益的范畴。因此，只有兼顾公利与私益，才能确保实现具有双重属性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