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