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初探论文

　　实际上，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取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成为我们的宣传和教育所标榜的旗帜与目的之后，这种宣传和教育就背离了人性，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坚实基础，成为一种既不可能真正深入人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革命激情”而以虚假的表象长久存在下去的空洞说教。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形态宣传和道德教育的真正效果之所以值得认真反思，几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饱受“共产主义红色教育”的青年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现实之后，却纷纷如梦初醒幡然明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对于人性问题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实际上如同人类在中世纪晚期突破神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桎梏一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祛魅”过程。

一、关于人性的概念以及人性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而人之能够有异于世间万物，便在于人有其独特的性质，这种独特的性质便是人性。所以，人性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任何生物的根本标志。而人所具有的所有其他属性———包括任何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都是建立在具有共同的人性内涵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具有区别于世间其他任何生物的独特性质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和阶级的人。因此，人性不会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这似乎应当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定论，因为无论从事实讲，还是从道理讲都是如此。若从事实来讲，人类历史全部过程以及由此而凝聚的历史感与常识感，都确切无疑地向所有人昭示和证明着这一点。而若从道理上来讲，倘若人性因为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乃至任何其他属性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实际上人性就没有了特定的内容;这样的话究竟什么是人，便根本无法界定了。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我们既往乃至至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请看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人性: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①①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93、62页。那么什么是本性?相应的解释是:“原来的性质或个性。”②其他一些词典的解释大致相同。根据这样的解释，人性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原本所具有的性质或个性”，又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既然“人性”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本性是不同的。换言之，倘若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发生变化，那么，人的本性也就会发生变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指导之下，我们才坚信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而认为只有“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亦即相对的人性。我们既往耳熟能详的如下论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就是最为典型的认识。照此逻辑，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的产物。所以，无产阶级的人性是高尚的、大公无私的;而资产阶级的人性则是卑劣的、唯利是图的。亦所以，对待无产阶级的阶级兄弟，便应当“像春天般的温暖”;而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亦唯其如此，无产阶级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便自然建立了根除剥削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这种政权是由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的人性的无产阶级掌握的，因此，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这一“人性恶”存在的基础。

　　过去曾经长期主宰我们思想的这种认识，显然是传统的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的体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反映，从我们今天来看无疑是错误的和荒诞的———之所以是错误荒诞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即它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人类自茹毛饮血的远古直至声光电化的今天，其全部历史的全部事实都可以证明其谬误，而无法证明其正确———正如贫农造反取天下之后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贫农人性”的政权一样，无产阶级造反取天下之后，同样无法也从未建立过具有“无产阶级人性”的政权。但问题的可怕之处即在于:既然至今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其他词典对于人性的解释依然如此，便说明“阶级斗争思维”的流毒直至今天仍未得到有效肃清。对人性的经典解释之二: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这一解释显然也有缺陷。因为非正常的感情和非理性，无疑也属于人性应当涵盖的范畴。综上所述，可知对于“人性”，必须重新予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