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和歌德所达到的综合和谐的反叛，标志着十九世纪的开始，也标志着哲学的第三种形态的诞生。与哲学领域里的非理性趋势同步，文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打破了一切传统形式，随心所欲地游戏着所有风格。代表这个世纪哲学的文学作品，不得不以自己为轴心，将许多彼此冲突的对立面统一起来。这些作品具有开放的、悬疑的、不确定的、易变的气氛，还有病态的暴躁和幼稚病特征，呈现出一种疯狂。同时，对于理想，它还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回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即是一个典型。

　　据说，老托尔斯泰曾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切冲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面对着“一切时代的终结”，面临良知的危机，因此，任何有限的东西都将承担无限的严重性。这也迫使陀氏以悲剧的形式看世界，其作品因而呈现一种无处不在的怀疑风格，感情戏剧化的悲剧逻辑占据了其风格的中心地位。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极端的，观点与思想都带有尖刻的分析意味。人享有了绝对自由，同时也理解了一切自由和奴役的形式都在他自身。人自身就是主体参与其中并对抗自己的战争的战利品。由此导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文明震耳欲聋的发展声中，我们一意孤行地在自己的“伟大”中完成了自我毁灭的使命!

　　在缪勒眼中，哲学制导着文学生命的律动。哲学是源，是根，而文学则是哲学不由自主的演绎。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与文学风格不过是哲学流变中所激起的点点浪花。姑且不论其论断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如何，这种切入文学的方式与角度确实是能令人深长思之的。缪勒所贡献的，是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