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最初规定性，前者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背后保持不变的秩序和规律，后者是宇宙万物的推动者和原因。二者蕴含着理性的双重意义，即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但此时的理性观还带有自然哲学的朴素性，没有对世界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动因的探寻做出明确区分。

三、理性的发展

　　苏格拉底提出了对理性的信仰，从“逻各斯”深入到背后的努斯精神。他没有像阿那克萨戈拉那样，在宇宙万物之外设立一个努斯作为外在推动力，而是另辟蹊径，在整个宇宙变化过程中寻找动因。苏格拉底所讲的“努斯”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自然万物的最终目的。把“逻各斯”变成了人自身的一种尺度，他凭借“努斯”自身能动的自我超越性，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逻各斯”.他的理性主义就体现在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又从伦理学的层面思考理性，认为人都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真知，真与善，知识与道德融为一体。他相信有普遍知识的存在，力图在伦理问题中寻求普遍真理，并相信人们通过不停的追问，能够接近甚至掌握事物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通过认识自己的途径来研究客观存在，将真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意识，以自身为目的，不断地追求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使人的意识逐渐摆脱其主观性，最终获得最本根的普遍性、客观性，就这样，苏格拉底开始将哲学关注点引向了理性。

　　即便如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构建起理念论的框架，并确立理性重要作用的是柏拉图，他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一切可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不断流变的，又继承和发展了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特别将苏格拉底伦理学领域的思想延伸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理念”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将世界二重化为“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可见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由后者创造前者，个别事物与理念世界相对应。

　　人的认识过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理性的冲动，他的这个理性就是“努斯”,而他对“努斯”是这样解释的：“绝对的自动性”,永恒的自动性，是一种主动的能动性，不断地往上攀升，追求更高的境界。柏拉图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由理念世界决定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受苏格拉底伦理学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直贯穿着伦理价值的因素，从根本上讲，对理念知识的追求即是对关于善的知识的把握。尽管柏拉图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但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弥补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这种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难题。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也使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形成一个宏伟的思辨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更加注重确定的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追寻事物的确定性，并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努斯”本身的定义，但是更进一步强调“努斯”的这种“自动性”是自己思维自己，需要经过一个系统逐步上升到“至善”这个顶点，这就是纯粹的“努斯”,纯粹的精神。亚里士多德以最高形式弥补了柏拉图的不足。他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努斯”,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形式、最高目的，是一切宇宙万物的原因，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理性地、有秩序地、能动地推动着宇宙万物，而上帝本身是不动的、完满的、无所不能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在他的逻辑学中，淡化了努斯精神，与他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产生矛盾。后来的哲学家恰恰针对亚里士多德缺失的这一方面提出“自我意识的哲学”把万物的“努斯”

　　从自然和宇宙的本体提升到一种人格和人生哲学层次上来。古代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是人们的思维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思维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