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哲学理论比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认为“拟像”属于独立的成长逻辑，它们可谓是“超”现实，会反过来使人们的“现实”依赖于它，最后，媒介在复制影像的同时，也在瓦解影像的意义体系，导致社会进入非真实的循环集合状态。鲍德里亚的哲学体系为我们了解“拟像”、“符码”、“内爆”、“超真实”的后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视角。可见，鲍德里亚意识到了媒介带来的深刻影响，意识到新媒体技术性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他的理论具有文化哲学的高度。

　　三、新媒体与哲学本质上的关联

　　(一)由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引发的关于“虚拟的真实”探讨。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文化商品化和消费中心化正成为一种趋势。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是对当代传媒消费现象的透视，他意识到新媒体对消费主义、传统文化、社会转型、媒介传播结构等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认为新媒体会使人类置身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日益成为社会的组织准则，文化商品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是否满足人的需求，而是由媒介交换体系中的符码所决定[4]。

　　这样，文化商品被赋予了一种符号学价值，这是与其使用价值迥然不同的交换价值，是文化商品得以实现传播的条件。由此可知，新媒体制造出来的符号与意象成为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媒介与影像正在支配人们的情感，刺激人们的感官，这种“超真实”的影像得以传播和扩散，成为了我们现实的“真实”。

　　(二)新媒体与哲学“消解”的内在联系。新媒体的立体、交互、实时传播方式，成为了新媒体传播的主要特征，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电子媒介阶段，媒介以其强大的世界观重塑功能，将复杂而深奥的精神信息伪装成“通俗易懂”的形式，并将其碎片化，这样新媒体俨然成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它将娱乐视为精神，将政治、哲学庸俗化，并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对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上色，而且力求给出其理由。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以消解传统媒体的边界，以消弥社群、产业之间的边界方式，以跨时空和交互的特点，并借助新型的理念和模式，形成了对传统媒介强大的倾轧。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消解正是新事物对旧事物挑战，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三)新媒体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新媒体通过其互动、去中心化的功能，发挥了排气阀、“舆论镜子”的作用。例如，新媒体在“三鹿奶粉”事件之中，从历史、意识形态等层面，引导舆情，推动了公共安全领域的进步，彰显出新媒介守望社会和人民的文化功能，显现出民主化、参与权、知情权的效能。对于新媒体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性，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解读。例如，在新媒体时代，多元化价值、传媒的消费性、时尚趣味的漂移性、时髦效应主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其虚拟性使得许多信息无法无法得到证实，因为信息传播者有时是在隐蔽状态下传播信息的。新媒体还会制造语言暴力，信息过载堵塞或紊乱更会给人们带来信息膨胀的焦虑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媒体还显现出与人本主义的融合，注重精神与身体的关联，这种关注日益被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隐蔽，这也显现出后现代社会与新媒体相对应的困境。新媒体虽然与后现代文化的消解和颠覆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推动了社会文化成长和壮大。从后现代文化角度予以哲学思考，我们发现，如果对新媒体进行全面否定，就会陷入哲学误区。事实证明，新媒体为社会文化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和条件，话语权也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愈加普及，新媒体成为个人表达和展示自我的强有力的路径，使人们的主体性、存在感得到了的彰显。

　　比如在“汶川地震”、“华南虎事件”、“奧运报道”等事件中，新媒体依靠数字技术将民意汇聚起来，拓展了网络新媒体话语空间，使媒体人和受众都成为现实社会文化的批判者和管理创造者。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新媒体为我们带来便捷和民主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新媒体正在冲击我们固有文化模式，解构我们的文化结构，数字化的新媒体正使我们的现实文化进入一个两难的处境。对此，我们要进行理性应对，从哲学层面对新媒体进行分析，对新媒体信息严格把关，消解新媒体的负面效应，缓解和消除群众的情绪化舆论态度，构筑高尚的新媒体传播品格，构筑后乌托邦的网络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