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庄庙里请九个和尚，从西庄庙里请九个师丈，从南庄庙里请九个道士，从北庄庙里请九个尼姑，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三十六个僧和道，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四十九天，大鼓大钹，大钹大鼓，丁零当啷敲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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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句子还有“十万八千里根汗毛儿啊吓得根根的翘啊”“限你三天三夜一要开条六六三丈六尺宽、六七四丈二尺深的大圆沟”等，其中的数字除少量的是实指外，其余的都是虚指。至于请和尚、道士作斋事要请“四九三十六个”的“九”，则是出自迷信习俗认为人亡魂归九泉之下，因而须合“九”。这个“九”已是民俗意义的了。再如纳西族民间史诗《创世纪》⑥中的片段：

　　三生九，九生万物，万物有“真”有“假”，万物有“实”有“虚”，真和实相配合，产生了光亮亮的太阳;假与虚相配合，出现了冷清清的月亮，……

　　恩余恩曼心不甘，扯来了三片叶子铺地上，采来了三丛青草做垫窝，摘下三朵白云做蛋篮。恩余恩曼生了九对白蛋，一对白蛋变天神，一对白蛋变地神，一对白蛋变成开天的九兄弟，一对白蛋变成辟地的七姊妹。……

　　依古丁那作法又变化，变出一个黑蛋，黑蛋孵出一只黑鸡，黑鸡没人取名字，自己取名为“负金安南”负金安南生下九对黑蛋，九对黑蛋又孵化，孵化出九种妖魔，孵化出九种鬼怪。

　　显然，《创世纪》中的“九”同上面山歌中的“九”的民俗意义是有区别的。在民歌中以数序作为连续陈述或篇章结构的手段和形式是常见的现象。但在这些“数序”中亦可反映出一定的民俗心理。陈驹的《壮汉民歌中的数序漫议》一文发现：“壮族民歌在使用数序时的另一特异处，是它表现出来的广大壮族群众对数字‘十’的酷爱，有时往往达到即使违背客观生活规律也在所不计的地步。”实际上汉民族数序中也存在这种情形。以什么“数字”作为数序，往往是同各自的岁时、信仰等风俗习惯相联系的。

　　三、随机性、任意性和抽象性

　　在各种民俗和民间文学中，数字语言的运用也有其另一个方面，即随机性和任意性，这同约定俗成性是相辅相成的。

　　数字游戏是传统的文字游戏习俗中的一种。汉语数字游戏是以奇巧著称的。南阳武侯祠有这样一幅楹联：“收两川，摆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设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思三顾;取西蜀，征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按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全联54字，上联巧用了“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下联妙对以“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十字，简练、精辟地概括了诸葛亮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的业绩和主要经历。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千叟宴巧对》：乾隆五十年，皇帝在乾清宫开千岁宴，赴宴的有3900人，其中一老人年龄最大，有141岁。乾隆皇帝便以此为题，与纪晓岚对句。乾隆出的上联是：“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古时候60岁为花甲，两个花甲就是120岁，再加上三七二十一岁，正好是141岁。纪晓岚稍加思索，便对出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70岁为古稀，两个古稀是141岁，再加上一度春秋，也恰好是141岁。“花甲”“古稀”都是中国习俗中用以代称岁数的称谓法，数字与称谓习俗在数字游戏中融为一体，可谓巧妙。也有以数字直接入联的。如辛亥革命后，有人针对袁世凯窃国复辟行径作了一副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仪廉”，暗喻“忘八”和“无耻”作为讥骂，一时流传颇广。至于以数字作谜，也很有情趣。例如“一貌堂堂，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脏不全，六亲断绝，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九归原，实(十)在无用。”其谜底是“菩萨”。此谜巧妙运用数序，以数序为题加以描述性发挥，套用成语，句句紧扣谜底，可谓巧妙有趣。在这些数字游戏中，数字语言除具有在一般民间文学中所表现的随机性、任意性之外，更加强了其抽象性。

　　总之，民间文学中的数字语言以其谣谚性、特殊的民俗语义以及随机性、任意性和抽象性为民间文学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无穷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