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历史与理论”，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论述经典、大众文学、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概念。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清理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着重讨论9o年代以后对于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概念和“大众文学问题”：经典的遴选与文学机构、文学制度密切相关，从历史话语的信誉到经典的形成，文学史很大程度地嵌人权力结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经典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中国大众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脉络，从“五四”到4o年代的大众文学论述混杂着大众与作家的两种关系模式：大众是作家的启蒙对象，大众是作家的导师。因而，大众文学具有迥异的涵义和功能；在商业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定位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第三部分“文学与文化”，论述文学与意识形态、历史、社会、道德、思想和性别的复杂关系。这些讨论也产生了一些辩证的看法：文学在建构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产生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解构因素；文学的叙事受控于“历史”的叙述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历史的构建”；传统文学社会学的地理与种族概念必须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视域中重新阐释；历史与价值之间的丰富而纠缠不清的关系是文学兴趣的焦点；文学的思想和意义是不确定的，有着巨大的开放性，文学话语要求思想服从于形式的制约；“女性文学”不应被视为某种固定的本质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生长的过程，其意义在于改写了传统的话语成规。

　　第四部分“批评与阐释”，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几次重大转折：从作家为中心转移到作品为中心、读者为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近期文学批评中“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和理论旨趣。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甚至成为种种主张和观念的依附对象和争夺对象，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但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这一部分的讨论还关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古代文论无疑是当代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它并未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之中占据足够的分量，如何深刻地释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隐藏的潜力，使其投入到文学现实的阐释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