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代医家对朱熹礼学的践履

　　朱熹礼学作为宋代重要的思潮，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读书人，更影响了当时的医生尤其是儒医。他们自觉地在把理学家的思想践行在医事上，为中国传统医德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1朱熹践礼工夫论朱熹礼学不仅深刻揭示了礼的内涵，更为我们提供了“克己复礼”以及如何践礼的修养工夫指导。朱熹从静动两方面全面论述了他的工夫论，在朱熹的思想中，“格物致知”与“居敬涵养”是践礼体仁的主要工夫。

　　2．1．1主敬涵养。“涵养须用敬”［6］237是“二程”的观点，朱熹全面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朱子讲“‘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便能“主一”，敬起到了收敛身心的作用，使心定于一处，不放逸，以诚敬使“有主于内”达到“收其放心，养其德性”的作用。朱熹主张“每遇事与致诚专一做去”并将敬贯穿始终。朱熹的敬大体可与“畏”字相当。常怀敬畏之心，便能时时提撕精神，谨慎行事，不致产生大纰漏。在医学这一关乎生命的科学中，更应常怀敬畏生命之心，尽心学道、尽力医治。如很多名医表示在治病时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1．2格物致礼。“进学在致知”［6］237是程朱理学修养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朱熹说“必有事焉”，不仅要有静的涵养功夫，更要有在事上磨练的动的工夫。当然，即使是格物也离不开诚敬。他主张将诚敬贯穿在格物致知的全过程中。格物穷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须要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直至豁然贯通。致知也要力行。关于知与行的关系，朱熹认为就先后来讲，知在先、行在后。就轻重而言，行重于知。知了就必然要落实在行，这样才是真知。医学是医者践行仁心仁术的.具体实践，医务人员必须刻苦学习医学基础知识，深刻理解医学道理，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体会医学的仁的本质。礼即理，医学之理必然要有医务之礼的真切实践来实现。

　　2．2古代医家医务礼仪的实践互助观念是人们对医德的最初理解，朱熹在讲周礼时也认可了这个观点，“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2］2179在宋以后历代名医无不把行医作为实现自己仁德及造福苍生的大业。宋代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著名的苍生大医，如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以及后来的李时珍等无不是不慕名利、作风正派、精通医术、热爱医药事业的实践者［7］。明代大医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一书提出“五戒十要”，要求医者学习医理，精进医术，对于患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尊卑妍媸、同等医治;清代名医程国彭在《医学心悟》里也谈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诚以济人为急”“诊治之际，不论贫富贵贱，咸细心处治，审证必详，用药必当。眼光所到，四面流通，无非实地济人之心”［8］9，10;清代医家喻昌所著《医门法律》对医家规范作了详细的论述，著名的论述有“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古人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诚以得其欢心，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患问所便”［9］9“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不学无术，急于求售，医之过也。甚有文过饰非，欺天欺人，甘与下鬼同趣者，此宵人之尤，不足罪也”［9］21等。此外，朱熹还强调了孝的礼，在“五养老、七养老之礼”中无论是“正颜色”亦或是“爱而敬之”都强调了对父母的孝顺［2］2226，甚至对于父卒之后再嫁的继母也应该在其死后“为之服”以报答母子之恩。不仅如此，朱熹还强调力行，强调践礼的工夫。他说“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2］2186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知医行孝的儒医们，他们无不把学医作为孝敬父母的方式。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10］;金元四大家另一位代表张子和则直接将其医学著作命名为《儒门事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