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整体综合与细节分析

　　西方哲学思想关注于事物的细部，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理论——实践——技术应用三位一体的体系更加成熟，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利用完备的体育运动和人体生理结构知识，西方体育运动不断向着更加细致的方向发展，衍生出种类繁多的体育运动，且每一样运动都有十分详实的理论基础。例如，现代体育项目中的跑、跳、投等，都有符合人体生理解剖学、人体生物力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动作标准。相反，中国的直观经验、整体综合特征等观念，往往会忽略细节，提供的对象比较模糊不清，也正是由于此，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对各种体育运动进行划分，更没有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体系，中国科学理论发展重实用而轻基础，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体育思想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接轨，也使得当代中国体育运动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参透其精髓而只是浮于表面。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形成了一种以儒家为正统，以道、佛为补充的思想意识，所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

　　3价值观体系形成的差异

　　体育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性活动，某个运动项目是否具有发展的空间，主要取决于它同人们价值观念是否相适应，是否有价值。体育价值观受制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所形成的产物也就有所差别。中国体育崇尚传统养生，以静为主要特征。而西方体育则是以动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

　　3.1“整体”与“个体”体育价值观

　　由于传统思想一直强调整体的存在，因而中国的传统体育哲学十分重视运动的整体性，如“柔和刚相济”、“天人合一”、“形神具备”等，在单纯的体育运动中蕴含和寄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以某种思想作为某项运动的轴心和核心。强调整体的体育价值观使得中国在大型的团体操等活动方面表现出来的统一性是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而这种谋求身心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对中国体育起到了深远影响。西方体育注重个体培养、个人价值，其思维方式是由个体组建成整体，根据个体的价值区思考整体的价值，而不是像中国思想那样，根据整体需要的效果去“分配”个人的价值。这使得西方的体育运动个人表现十分突出，在现代篮球、足球等需要各种不同特长的个体结合的运动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3.2“人格化”与“人体化”的区别

　　中国的体育锻炼非常注重身体与精神的统一，在“人格化”与“人体化”二者之间，更加偏向于“人格化”，也就是说，中国体育哲学思想更关注对人品德、思想和道德等层面的升华，而强身健体是处于辅助地位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出现“以武会友”、“修身养性”这样的体育运动境界，运动者追求的是一种思想境界方面的“人格化特质”，具有很强的内敛性，“因而，中国体育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通过身体锻炼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的身体的有形活动来促成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其作用对身体的发展并不作过高的要求”[4]。西方体育哲学思想则更加关注“人体化”，强调人体的“力”与“美”，也就是要通过体育运动使人的身体得到锻炼，提高各种身体机能，具有很强的技击性，如拳击、摔跤、赛跑等，西方体育运动更加张扬。因而西方体育哲学思想是一种更加关注“人体化”价值取向的思想。

　　3.3“养生化”与“健身化”体育价值观

　　养生与健身这两种不同的体育运动目的体现了中西方体育哲学思想价值观的差异，具体而言，中国体育哲学思想强调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养身”而非强体，体育运动本质上是和自然的交流，即通过与自然界的交换，排出体内的污浊之气，进而实现五脏通达、六腑协调。因而，中国最具特色的气功、太极拳等运动，肌肉活动量比西方现代体育运动都小，始终保持一种平和放松的状态，在运动中摄取外部自然精气，保持体内力量充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内力”这一说法。另外，中国体育哲学思想中的养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的人体，而是体内的“精”、“气”、“神”，这些都与人的内在精神意志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此，中国传统体育更加重注养生，而对竞技性较强的体育比赛则发展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