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选择反映了日本最高法院在解释非讼程序审理界限的艰难选择：一方面它力图保持非讼程序功能扩展的合宪性，发挥非讼程序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运用这一程序可能对民众程序基本权的侵害。不过，最高法院所担心的侵害程序基本权问题随着 2011 年 5 月 25 日非讼事件程序法和家事事件程序法通过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次立法修订全面强化了当事人及其他程序关系人的程序保障，宪法第 32 条的理念在非讼程序中亦得到了全面落实。

　　结 语

　　非讼程序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事件类型化法理，这既能够为非讼事件提供一般性程序，又可以结合事件自身特点制定特殊的审理规则;借助程序的运行，既能够发挥国家监护作用预防各类纠纷的发生，又能够在纠纷发生后迅速、快捷地予以解决。这就使实体法所蕴含的立法价值和目的考量得以充分实现。另外，非讼程序功能并非我国理论界通常理解的仅是确认事实、预防纠纷。真正诉讼事件大量增加后，形成已经构成了非讼程序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真正诉讼事件，它实质上发挥着诉讼程序“减压阀”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解决了调停这种东亚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西方法制内如何定位的问题。因而，可以预见非讼程序完善必定会成为克服我国民事司法内容诸多困境的有效路径之一。

　　注释:

　　[1] 郝振江：《论非讼程序在我国的重构》[J]，《法学家》2011 年第 4 期。

　　[2] 关于民事程序分类理念的论述，请参见傅郁林：《分界?分流?分层?分类——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思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J]，《中国法学》2011 年第 4 期。

　　[3]参见《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及财团法人法》第 47 条、第 75 条 2 项、第 87 条、第 197 条、第 188 条、第 210 条、第 216 条、第 261 条;《日本民法典》第 40 条、第 75 条、第 262 条第 3 款、第 354 条;《日本非讼事件法》第 92 条、第 93 条;《日本信托法》第 57 条第 2 项、第46 条第 1 项、第 123 条第 6 项、第 131 条第 5 项、第 165 条第 1 项、第 180 条第 1 项。《德国民法典》第 21、29、37、43、55 条;1898 年《非讼事件程序法》第 159 条。(文中涉及的日本民法典条款请参见渠涛：《最新日本民法》[M]，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德国民法典条款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 2 版)[M]，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4]参见《日本商法典》第 527 条第 2 款、第 757 条第 2 款。

　　[5]参见《日本民法典》第25 条、第30 条、第758 条、第834 条、第791 条、第794 条、第798 条、第811 条第3 款、第835 条、第四编第五章、第五编。《德国民法典》第1666 条、第1667 条、第1752 条、第1760 条、第1763 条、第1921 条、第四编第三章、第五编;德国失踪法各条款。

　　[6]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558 -1563 条，《日本不动产登记法》各条款。

　　[7]山本和彦：《民事訴訟法の基本問題》[M]，判例タイムズ社 2002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及财团法人法》第 261 条。

　　[9]《德国民法典》第 43 条。

　　[10]参见《日本公司法》第 346 条第 2 项，《德国民法典》第 29 条。

　　[1]屈茂辉、张红：《继续性合同：基于合同法理与立法技术的多重考量》[J]，《中国法学》2010 年第 4 期。

　　[12]同前注[11]。

　　[13]大野宝雄：《商法の傾向と紛争の非訟化現象》[J]，载早稲田法学会：《早稲田法学》第 30(1)期。

　　[14]三月章：《訴訟事件の非訟化とその限界》[C]，载鈴木忠一、三月章：《実務民事訴訟講座》(7)，日本評論社 1969 年版，第 25 页。

　　[15]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246 条、第 1357 条、第 1382 条、第 1587 条。

　　[16]所谓增益财产补偿是指在均衡债权未被债务人支付的，考虑到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立即支付也会是不适当时，家庭法院根据申请，许可支付均衡债权。均衡债权则是配偶一方的财产增加额超过另一方财产增加额的，超出部分的一半作为均衡债权归另一方。

　　[17]参见《德国商法典》第 166 条，《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35 条 2 项、第 98 条、第 99 条、第 132 条、第 169 条、第 260 条、第 304 条、第 305条、第 306 条、第 320 条、第 375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