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中归化与异化的个案批评论文

　　摘要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由于译者对文本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态度不同，从而产生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本文选取《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一段原文，从译者的主体意识及文化立场出发，具体比较分析张谷若、孙法理和孙致礼的译文，对归化、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尺度掌握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主体意识 文化立场 归化异化 《德伯家的苔丝》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这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常使译者面临着如何处理文本中文化因素的问题———由此，翻译界产生了“归化法”和“异化法”，且不同程度的归化和异化在译文中所产生的效果不同。本文从译者的主体意识及其文化立场出发，分析译作，探讨归化与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尺度掌握问题。

　　一、研究背景

　　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同样，不反映文化，语言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翻译是语言的媒介，更是文化的媒介，它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许钧，2003：285)。因而，翻译就涉及两种不同语言中承载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这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根据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至少可划分为以下三种：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

　　不同的译者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会有不同的选择，其结果是站在第一种文化立场上的译者往往使用异化策略，即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韵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采用第二种文化立场的译者多使用归化策略，即以纯粹的母语处理原作中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

　　而执有第三种文化立场的译者则极力避免极端化的异化和归化，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求一套有利于文化沟通的翻译方法与原则(许钧，2003)。

　　二、研究对象

　　英文小说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哈代的创作，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三个汉译本分别是张谷若1984年的译本、孙法理1994年的译本和孙致礼2000年的译本。由于这三位译者对异域语言与文化的态度与理解不同，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因而造成了译文中归化与异化的程度不同，使同一篇原文给译本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

　　张谷若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译文”写出“地道的原文”(孙迎春，2004)。此翻译原则的最终实现目标是要看译作能否最佳近似于原作，同时，张谷若能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采用适当的异化给人以新鲜感。不过，有时归化痕迹过重，违背了作者意图;而孙法理采用异化为主，当往来于双语、双文化之间的时候，在文化、审美、事理、特别是语言方面，以尽量模仿、保留原作的各种质素为准绳;不过一旦异化的策略妨碍了译文的信与达，便采取灵活态度，转而采用归化法(孙迎春，2004：207)。但是，孙法理决定的应该归化或异化的地方，有时译出的效果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圆满，并非能完全适应译本读者的接受能力;孙致礼对归化、异化的认识全面，对两种策略把握的尺度在三者中居上。他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力图实现完满的交流，不刻意偏向归化或异化哪一方，但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和异语语言形式，使译文既通顺耐读，又忠实信达(孙致礼，2001)。

　　三、文学文本中归化与异化的个案批评

　　下面，我们将通过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的一段译文，从译者的主体意识及其文化立场出发进行分析，探讨归化、异化在文学翻译中的尺度掌握问题。原文选自书中第十四章，具体如下：Yet the dignity of the girl,the strange tenderness in hervoice,combined to affect his noble impulses一or rather thosethat he had left in him after ten years of endeavor to grafttechnical belief on actual skep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