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古代美学的自然主义传统开始大步走向心化、虚化和境化,并逐渐向现象主义的新境界延伸和转换。第二次美学突破成功的标志是唐代意境的诞生。意境缘何而生？它是对境的空观，这种所观之境往往为自然。我们看到，从庄子的泛神论的“气”和“天籁”(“有”），经玄学的本体论的“无”和准现象的“玄冥之地”，再到禅宗的宗教现象学的“空”，古代美学经历了两次大的突破，在此过程中艺术并没有优先。

　　中国古代美学史不仅发生过两次大的突破，也发生过三次大会通。其时期分别是先秦、魏晋和明清之际。

　　第一次，荀子“美善相乐”的美学。荀子理论的基点是性恶论与治情论。作为一个倚重群体性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道德教化具有普遍意义，提倡治情、移风易俗和归于政教一统。他主张礼乐并举，说：“乐行而志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美善相乐”。礼与乐并举，但是两者功能不同，重理性的礼教形成理性群体,有偏向“同”的危险，重感性的乐教形成感情群体，以“和”弥补礼教求“同”之偏，礼乐会通以教化天下。说他的美学具有综合性，就是指“美善相乐”的命题，在理论上较好的把道德与审美、艺术综合了起来。其中心就是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统一到教化这一目标上来，通过移风易俗，最终完成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因此，其会通的基点是道德之善。

　　第二次，玄学美学企图以综合儒道的方式来复兴庄子的逍遥经验，获得了成功，代表人物是王弼和嵇康。这次会通不同于第一次之处，在于其立脚点是以美综合善，换言之，在美与善之间，是审美优先，教化不再重要。例如，玄学情感哲学以自然情感论的情感本体来超越道德情感哲学，偏于个体情感的弘扬，强调群体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实现，情(特殊)的净化先于地(普遍)的超升。嵇康就提出，音乐对情感、人格的影响方式是“触类而长，同归殊途”。强调普遍依赖于特殊，好的群体是由许多好的个体构成的。魏晋审美人格可以定性为逸，逸是一种自由情结，而魏晋六朝美学史大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从逸的人格向逸的艺术展开之过程。这一时代艺术理论批评中著名的“风骨”、“气韵生动”、“逸格”诸概念，都将人格与艺术融汇在一起的结晶。古代美学的人格主义特点，在魏晋六朝美学中尤为突出，“魏晋风度”一词就把它赅括尽了。至于魏晋美学中的自然主义之盛行，可以去读一读陶渊明。

　　第三次，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完成了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总结。船山也是美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先是一位抗清志士，失败以后就隐居起来，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自期。他一方面批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另一方面又这样评赏诗歌可以生无穷之情，而情了无寄”，“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末一色。唯此，故令读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为端委，而兴、观、群、怨生焉”。“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得”，“沈酣而入，洗涤而出，诗之道殆尽于此矣！”这种理论，实质上就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向诗歌理论的延伸。船山诗歌美学的核心观念是“以结构养深情”。《古诗评选》卷四左思《咏史》评语云风雅之道，言在而使人自动，则无不动者。恃我动者，亦ic令动之哉！太冲一往全以结构养其深情……”他的意思是，诗歌碎并在内容(“我”)，而在其形式(“言”、“结构”)。那是说:情感珲过某种诗歌形式运动而发生质变。“结构”为体，可以“养深情”，情为用,二者库一对体用病系。“结构”运动的核心是节奏,是诗中活跃#^气#*。被“结构”养成的“深情”是这样的情挚而不滞，气舒而非有所忘，萧干于怵哀之途而自得”。审美人格被突出强调，这是深刻的美学。船山出色的总结了儒道佛的美学，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美学当时并未产生实际影响。

　　在中国哲学对于审美态度这一方面，首先遵循的是万事万物循其自然。作为原始儒家思想的反拨形态，庄子的思想及其重要，其中有许多针对这社会败落，人心虚伪和儒家救世主张的批判，这是庄子破除的一面。而美学作为庄子树立的一面，更为重要，它具有截然不同于礼乐传统的文化性质，构造上几乎没有文化参照和价值参照，完全是一个新的精神形态一关于人的审美情趣的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的哲学。庄子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相对主义时空观，对技艺的扬弃和超越，疏离了权力关注、技术关注和道德关注的审美观关注，忘我的自由创造等等，构成了中国人审美情趣的诸多基本要素。这些，都出现于庄子所编造的寓言之中，史官文化的传统典籍是无记载的。作为本文，它是独创的，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