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卷四一史论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睛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所云“世宗雅词云委”是指周明帝宇文毓。《周书》卷四《明帝纪》称其“善属文，词采温丽”，所谓“温丽”即指其诗文具有南朝风格。周明帝诗歌现存三首，其中就有《和王褒咏摘花诗》，诗云：“玉梳承花落，花落梳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无论从题材还是情调上，完全是一派南歌风味，显然是模仿和学习王褒诗作的结果。除了周明帝外，王褒还与赵王宇文招有相互唱和之作，赵王诗已不存，王褒诗现存有《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奉和赵王隐士诗》两首，前一首为军旅之作，后一首乃吟咏隐士之诗，但都具有流转纤柔的韵味，未脱南诗风气。虽然赵王此诗已不存，但从王褒和作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对王褒、庾信极为推崇的赵王所写诗什之内容以及它的艺术风格。一言以概之，王褒游宴赋诗以及同北周鲜卑贵族赠和酬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鲜卑贵族接受并学习南方汉文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亡国寄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内在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王褒入北后对现实的感受较深，诗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与柔媚艳丽的南朝宫体诗迥然不同，既有苍茫雄阔之美，又有沉郁悲凉之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王褒诗风的转变。郑振铎先生在论及王褒、庾信人北后的创作时说：“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可见，郑振铎先生对王褒、庾信二人人北后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刚健风格的诗歌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这些诗作所体现出的纯熟的写作技巧又得益于南朝时的积累。因此，这些作品正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
　　二“乡关之思”：王褒的诗文创作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辑录王褒诗作48首。在这些现存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和之作，而且绝大多数赠和的对象或为南方故友或同为被迫由南入北的文士，在这些作品中都寄寓着浓厚的乡关之思，这与《周书》的记载并不相符。据《周书·王褒传》记载，王褒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根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载，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均属九命，官职看似极高，实际上都是些空头衔，这从史传的其他记载中即可见出。如《周书》卷三o《于翼传》记载，周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据、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于翼对此向明帝建议：“萧掇，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尊爵之义。”又《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执掌军国大权的宇文宪对名医姚僧垣的儿子姚最说：“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由此来看，在注重实用的北周，这些由南入北之文士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到一定歧视的。尤其是在人北初期，宇文泰虽然对他们敬礼有加，但并不赏识他们。周明帝即位后，因其笃好文学而对才名最高的王褒、庾信“特加亲待”，但也是把他们作为“有艺业者”，作为“赋诗谈论”的文学弄臣，作为宫廷的一种文化装点，在政治上并不加以委任。直到周武帝时期，这些入北文士才“咸居禄位”。王褒也是在周武帝保定中才授予属正五命的内史中大夫，此时他已人北十年。而上举宇文宪所言是在周武帝天和中，说明这时候北周当权者还有对王褒等人北文士采取轻视的态度。王褒在政治上真正被北周统治者所重视是在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因而出身于名门大族、曾为梁朝重臣的王褒在北周的境遇和在南朝时实在无法相比，所以他人北后常有一种失落、感伤、悲凉的情绪，这与《周书》所言“忘其羁旅”是完全不相符的。相反地，其诗作中往往流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