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俊指出，译者在文本翻译时，并不知道他的译文现实性读者会是哪些人，也不会准确预测，而另一方面译文读者在阅读时，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又是不在场的，隐匿的。读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确定译者话语与他所理解的之间由多大差别，更不知与原文作者（第一作者）的原文话语由怎样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双重的缺席性话语。批评的介入就会把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与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串联起来。它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就充当了一种现实性的联系纽带，并激活了这种隐含的对话关系，它是参与对话的一种对话。[5]
　　基于对话理论的思想，批评不再只具有对译作本身的纠错功能而是对这场对话的言说。批评者揭示这场对话的过程及背后隐含的因素，并欢迎各类声音与其对话和争论。他使用话语权开拓话语的空间，并参与构建文本的意义。
　　2. 翻译批评的功能
　　翻译批评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一方面，译者通过译作言说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在批评者的队伍中大众读者没有权力言说，偶尔扮演批评者的译者处于言说和被抨击的尴尬，于是只剩下了比例很小的专家的声音。为了构成可对话的双方，批评家的声音不可或缺。译者与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促使翻译批评能更好地与规范翻译活动，提高译作质量。
　　批评家对译作的回馈，同时可为目的语读者构建文本的意义作参考。目的语读者可选择批评家的批评话语获得对译作新的认识与理解。目的语读者与批评家的对话促进了对译作的理解也提高了译作在目的语中的影响力。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批评家们可以借助他们的批评话语为沉默的他者声辩，使主流与边缘文化，强势与弱势之间交流渠道畅通，增强交流与对话，以保证互不相融的意识能成为一个实体。
　　3. 翻译批评的原则
　　如上所说，以往的翻译批评都带有独白的色彩。巴赫金指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种声音是生活的最低条件，也是生存的最低要求。”[6]对话是生活的基本条件。翻译批评也以倾听他者的声音为准则。
　　从对话理论的角度来看，多重的声音促进文化及文化批评更多元化。后殖义为东方人的话语拓展空间；女性主义批评为女性话语而努力；新批评为工人阶级的话语而争辩。全球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关注倾听他者，讲求多样性，同时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寻求和谐。
　　对话的复杂性又要求参与对话的各个元素保持独立的立场。只有当每种意识或声音扎根于共时性和狂欢化的时空，他者才能被引入交流，批评的多样性也才能得到发展。
　　批评者同时要尊重他者，培养他者意识。翻译批评中的参与者包括批评者需确保对他者的意识形态认可。
　　4. 翻译批评的规范
　　翻译批评的规范准如同翻译的标准，被认为是翻译批评的尺度或基础。
　　文章对翻译批评规范的诠释不是力求寻找译作的终极衡量标准，而是力图为翻译批评提供发展方向，对翻译批评规范进行描述。在各种文化参与的众声喧哗的和声中，译者不必丧失自己的话语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原作，原作者，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有自己的处理策略，也会作出必要的牺牲，但同时也应警觉文化的缺失甚至崩溃。
　　从对话理论角度阐释翻译批评的规范，能使译作能承载更多的对话主体，译者和批评家们能倾听更多的声音，百家争鸣，实现文化的共融。在每一次情境的参与之下，对于译作，形成新的言说与应答，而这也使得译作能生生不息。
　　
　　四、结语
　　
　　单维的翻译批评模式，原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逃脱不了发展的窘境，文章作者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期待为翻译批评理论发展开拓新的视野。翻译被视为主体间对话的综合体。因此，翻译批评即对翻译中对话的评说。本着倾听他者声音的原则，翻译批评通过对话实践提升译作价值，建立话语空间的目的。翻译批评应揭露和解释对话过程中的现象，以激起与读者的对话。作者从对话理论角度建构翻译批评的理论框架，以期人们更多关注翻译批评事业的发展，也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1][4]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北京: 三联书店，1994.
　　[2][3] 巴赫金•米哈伊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98.